延安时期的抗大。

延安时期，党从自身建设发展历程特别是历次严酷的内外斗争中深刻认识到，加强理论建设，建强一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理论人才队伍极端重要，并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和有效措施，为取得革命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坚持党的领导，强化顶层设计

毛泽东指出，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延安时期，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对理论人才队伍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1939年2月，成立中央干部教育部（后并入中央宣传部）以领导全党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成立中央干部教育委员会以领导中央直属院校和党政军民机关的教育工作。1941年9月，成立中央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成员为全体中央委员；随后，各地（系统）相应成立高级学习组，如1941年10月，先后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南方局高级学习组和以刘少奇为组长的华中局高级学习组，1941年11月，在中央学习组下专设以朱德为组长的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组。1942年6月，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随后，党中央在各级党委和各抗日根据地成立学习委员会，构建了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理论学习指导体系，开创了以上率下、层层负责的理论学习局面。

当时建立了组织领导制度、分类编组制度、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等，对学习内容和测评作出十分细致的规定，并根据学习开展情况和客观环境变化及时调整。此外，党中央还专门对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培养工作发出指示，要求根据当地战争或秘密工作的环境等特殊实际，采取灵活机动的学习方式，确保学习效果。各抗日根据地坚决落实中央指示，在克服残酷战争环境、做好繁重自身建设工作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组织开展和完成教育培养工作。

狠抓理论学习、理论创新，提高战斗力

在长期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深刻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1939年、1940年之交，继《〈共产党人〉发刊词》之后，毛泽东又接连发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著作，系统阐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指导作用。

1941年，中央研究组下发文件，要求中央和各地高级学习组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党史与革命文献。中央领导同志带头下大力气研究阐释，产生了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朱德《实行对日抗战》等一批理论成果，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体系。张如心、邓拓等一大批理论工作者以笔为刀，坚决反击、有力批驳了国民党反动文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污蔑，打破了国民党愚民论调的横行，廓清了中间势力对党的曲解，赢得了国内外进步势力的支持。整风运动更是全面、系统、深入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全军，深刻剖析、批判党历史上的错误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党员干部特别是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水平和斗争能力极大提高。

重视院校建设，根据实际斗争需要设置课程和教学环节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在战时教育体制基础上，先后恢复和建立了中央党校、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改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1941年改组为中央研究院）等一批院校，为专业化、规范化培养大批党的理论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师资配备上，从国统区调集知名学者和文化名人任专职教员，如艾思奇、何干之、李培之等。核心课程和政策教育主要由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理论专家讲授。在课程教学上，以培养政治干部为主的陕北公学为例，普通班4门主干课程中3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和培养斗争能力密切相关，高级班专门加开战区政治工作等课程。教学内容主动适应抗战形势发展，将全面抗战、保卫武汉、论持久战、六届六中全会等内容列入教学计划。定期组织民众运动演习、统一战线演习，在国民党顽固派加剧反共摩擦时期，组织学员直接赴国统区突击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穿国民党顽固派险恶用心，在夯实理论基础的同时，勇于投入到严峻斗争中去经风雨、壮筋骨。

注重调查研究，在实践锻炼中提升斗争本领

对于培养理论人才尽快成长，毛泽东指出，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决议强调，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不是把领导才能每条都教好了才给干部以工作，而是放这些干部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1941年，颁布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毛泽东任主任的调查研究局，各中央局、区委、省委、工委相应成立机构，调查研究作为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为理论工作者在实践中锻炼能力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证。张闻天、蔡畅、林伯渠等先后组织调查团在陕北、晋西北农村和陕甘宁边区等地调研，形成总结论著《出发归来记》《调查日记》等，用实际行动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中央还将胡乔木、王学文、成仿吾等一批理论工作者安排到重要工作岗位上，不断在斗争中学习斗争，为以后发挥更大作用历练本领能力。

（摘编自2022年6月17日《学习时报》 王健 范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