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关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

70年前的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赢得了伟大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各方面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被迫以美国为主要对手在朝鲜进行的一场战争。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历时2年零9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这场胜利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抗美援朝战争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敌我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优劣强弱极为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高居世界第一，而中国只有60.6万吨……有人用“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形容中美两国的这种巨大差距。中国好比“叫花子”，只有打狗棍，美国好比“龙王”，宝贝应有尽有。

然而，武器装备处于“叫花子”水平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将武器装备处于“龙王”水平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一度打回到三七线，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迫使美国当局调整朝鲜战争政策，通过停战谈判结束了朝鲜战争。

美国政论著作家约瑟夫·格登在其所著的《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一书的引言中说：“在美国不甚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的一个：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持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而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教官说得更为明确：对美国军人来说，如果说朝鲜战争打成了平手，那是自欺欺人。中美两军的战斗接触是在中朝边境地区展开的，单从地理上讲，始于鸭绿江而终于三八线，胜负之势是不言自明的。没有必要歪曲和掩盖。对美国军人来说，朝鲜战争是完完全全的军事失败，一个世界公认最强大的国家的陆海空三军联合立体作战，却没能打过一个贫穷国家装备原始的陆军，而且输得很惨。这是美国军队和美国国家永远的耻辱和疮疤。

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跃成为资本主义最强国，到处称霸，不可一世。但在朝鲜战场上，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面前，碰得头破血流，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毛泽东同志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彭德怀同志也说，这场战争“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5页）。美国当局从朝鲜战争中充分认识到，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国人民是有力量的，因而对朝鲜战争的教训记忆犹新。同时，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极大的鼓舞。

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除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外，大多是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的挨打受欺历史，是任人宰割、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到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无论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没有正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仍然认为中国软弱可欺。美国当局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警告，命令其侵略朝鲜的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攻，严重威胁中国大陆的安全。

面对着新中国成立之初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局面，面对着新中国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请求中国出动军队进行直接支援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全面权衡利弊得失，科学分析敌我优劣情况，经过艰难抉择，勇敢地作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意志，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胆略和气魄，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和勇气。这一举动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巨大影响，尤其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军队，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国际威望，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耻辱。正是这场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软弱可欺的形象，打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真正大国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此一战，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震动了全世界，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了巨大可喜变化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与世界和平。不仅如此，还使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等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可喜变化，为新中国的巩固、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治上，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时，国内新解放区还有一部分基层政权没有建立，已经建立的也还不巩固；反革命势力和土匪活动猖獗，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占全国人口总数2/3以上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刚刚开始。新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都未走上正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党中央把剿匪、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工作作为与抗美援朝战争相联的中心工作，加速进行。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基本肃清了反革命，消除了匪患，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普遍完成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在此期间，1951年10月和平解放西藏，全国大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新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全部走上正轨。

经济上，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为保证战争的需要，党中央和人民政府对刚刚确定的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进行了调整。1951年2月，党中央确定，仍按原计划在1952年底前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准备。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的胜利和国内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至1952年10月，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并有了自己的制造工业。取得新中国经济建设第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胜利。1953年，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边打边稳边建，创造的一个奇迹。更为重要的是，为此后的国家建设取得了长期和平环境。

军事上，抗美援朝现代战争实践的刺激，特别是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武器装备在这场战争期间有了突破性改善。人民空军在这场战争中迅速成长发展，其航空兵部队从1950年8月的1个混成旅共4个团110余架飞机，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1953年底，发展到28个师共70个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并且装备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形成了由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地面炮兵和高射炮兵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加强，装甲兵和工兵也有明显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5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越打越强，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实现了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极大促进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文化上，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民族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人民的精神状态上，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更加坚定地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聚拢成了有力的拳头。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场战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175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

总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代价，最终赢得了胜利，切实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70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我国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全面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历程和宝贵经验，深刻挖掘抗美援朝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在新时代新征程汲取历史智慧，继承和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作者：齐德学，系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