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革命时期，针对当时部队损失过多和缺乏指挥干部的问题，我党我军加紧培养干部。随着干部教育历经摸索探究日益正规化，从最初的教导队设立到多所红军学校的建立，我军逐渐涌现出一批有着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和铁一般担当的干部。

依据实战需要，快速提升战力

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成分复杂，尤其是经历五次反“围剿”斗争后，红军人数锐减。为了完成大规模“扩红”任务，吸纳一些几乎没有文化水平的农民子弟。这些农民子弟不仅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甚至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能够上战场，依靠的仅仅是自身的勇敢品质。但是战争的残酷性和对抗性绝不会让一支仅有勇敢毫无谋略的部队轻易打胜仗。

这个时期的红军学校建设和干部培训工作必须满足战争的需要，要将其干部的教育方针、教学原则全部围绕建设苏区，提升红军战斗力，以服务于军事斗争这个中心任务。

1930年，闽西红军学校扩建后改名为“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其教学方法就密切注重实战的需要。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正式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出：红军学校要直接为战斗服务，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为了贯彻落实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将干部教育内容与战斗实际相结合，红校制定了从战争和部队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教育方针，还制定了切合实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的教学原则。

干部人才培养，贵在师资力量

土地革命时期的干部虽然缺乏，但是依然有一批不仅经受过专业的军校培养而且在战火中历练过的优秀军官。

最早在红一方面军创办军官教导队时，为了帮助下级军官和边界各县的赤卫队指挥人员掌握更多的指挥作战知识，选派吕赤担任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兼教官。吕赤是黄埔第四期的学员，有着军事学科班经历，而且在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有亲自作战的实践经验。在吕赤的教导队中涌现出了向谭震林一类的出色革命将领。

1931年1月，红一方面军开办通信学校，同时成立了无线电大队，无线电对于红军而言是一项全新的技术，鲜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王诤是无线电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才，他被任命为无线电队队长，并且负责给一方面军总部无线电队开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授课。

从红军学校建设的萌芽之时起，我党我军始终十分重视教员队伍建设。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为例，在中革军委的大力支持下，红校从军内外、党内外集贤纳士，选拔了一批优秀的专职或兼职教员。

除了专职教员队伍外，红校还有一支力量雄厚的兼职教员队伍，建立了由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担任/特约教员的制度。不仅方面军、军团直至各军的领导人都时常到校介绍经验和授课，而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人也亲自到校授课。刘伯承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期间，要求学校各级领导既作行政干部又作教员，自己则长年累月登台授课。要求学员做到的，刘校长自己首先做到。全校会操时，他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操场上。暗夜雨天搞紧急集合，他首先站在集合地点。

此外，红校还举办教员训练班直接培训教学骨干，对教员的在职学习更是常抓不懈，以不断提高教员队伍的军事、政治理论水平。

军政训练合一，坚定理论信念

毛泽东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体现在红校建立过程中政治课的不松懈。井冈山时期，毛泽东针对士兵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觉悟不高的问题，加强政治训练，以提高士兵的阶级觉悟。在井冈山教导队开学典礼上，他又明确指出教导队学员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

在赣东北，1929年6月红军信江军政学校成立后，学校提出：“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优秀的红色指挥员！学习军事技术，武装我们的手足！提高政治水平，武装我们的头脑！”1930年8月2日，在中国红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开学典礼上，政治委员邓子恢在开幕词中指出：红军军官学校不仅要造就军事人才，而且首先要培养高度觉悟的政治人才；学员毕业后不仅能领导武装建设和军事斗争，而且能带领群众建立、巩固和扩大苏维埃。为此，学员们必须做到：要有政治头脑，纠正单纯军事观点；要有牺牲精神；要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要有主动学习、自觉遵守纪律的精神；要洗刷头脑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观念，在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觉悟。

1931年11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立。次年春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红校工作计划报告书明确指出：“加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绝对的领导，绝对遵守政治委员制度，是我们工作中的最中心的任务，而发展和深入思想斗争，肃清一切反革命和不正确的思想与倾向，保证思想的一致，更是加强红军战斗力必要的条件。”

在红军教导队、随营学校和红军学校建立之初，都首先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健全党的组织系统。每个班都有党员，党员能够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刻苦训练，英勇作战。校各级领导非常重视组织建设，经常深入党组织的建设状况，认真做好党组织成员的思想工作。学校规定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干部与学员人人参加，以求听取意见，集思广益，改进工作。在办学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始终坚持党的生活制度，积极开展党内教育，从而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

（摘编自《黑龙江史志》2016年第6期 刘若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