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社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小车工人组织起来的革命团体，全称是“磁县运输工人工会”。磁县彭城镇是久享盛名的磁州窑所在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彭城一带有陶瓷业主150多家，缸碗窑200多座，烧窑工、泥瓦工、描绘工和与其相关的小车运输工一万多人，年产瓷器100多万吨，陶瓷门店遍及街市，买卖商贾来往不断，整日车马水龙，热闹非凡，天津、北京等地的商人，不断前往彭城洽商瓷货。因此，每年春夏期间，资本家便雇用周围的七、八十个村庄的村民搬运陶瓷、缺少土地的农民推小车运货。小车工人为了强化自己的力量，便组织了自己的工会——小车社。小车社故此得名。
   1932年是灾荒年，青黄不接，许多农民生活无着，推小车跑运输的比往年大增。资本家便趁灾荒年之危，增加许多剥削工人的新花招,如工人推小车挣来的银元，资本家在折合铜板时，都要扣10个铜板的手续费；运输途中有座木桥，有一年被洪水冲坏，几个资本家维修时花费一些钱，就规定小车社工人每推一车瓷器，要扣8个铜板的木桥过桥费；捆瓷货用的绳子，本是资本家的事，可他们巧立名目，要扣小车工人的“荮货钱”、破损费等。小车工人无法忍受这种名目繁多的剥削，劳资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导致自发罢工。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展革命斗争，根据直南特委、磁县中心县委指示，王维纲前往彭城直接参加组织领导这场罢工斗争。
   王维纲通过与工人代表见面，召开会议，鼓励工人团结一致，坚持到底，夺取胜利。组织罢工工作的都是原磁县南关中学团支部和读书会的成员，他们是在姚洼村教书的李欣然，在九龙口村教书的贾云彪、马连良、许振平等人。王维纲带领大家与工人吃住在一起，同吃苦，共患难，受到小车工人的爱戴和拥护。他们到各村宣传发动，进行阶级教育，鼓励工人斗志，并建立组织，揭露和孤立三名地主知识分子，取消他们的“调解人”资格，把罢工领导权掌握到党组织手里。  
   10多天后，各村代表在李兵庄村聚会，公举王维纲为小车社总社长，并制定《罢工宣言》：“（一）进行公开的合法斗争，成立小车工会。取消资本家对小车工人的种种克扣，退还过去剥削工人的血汗钱。（二）各村成立小车社，几个村成立小车分社，全县成立小车总社(地点设在李兵庄)。（三）制发小车牌照，不准私自运送瓷货，违者必究。（四）分片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教育，团结贫雇农、煤矿工人，联合大多数。（五）向地主、富农借粮借钱，对揭不开锅的小车工人实行救济并互相帮助照顾。”
小车社总社共有18个分社、小车工人三千多，连同家属一万多人，涵盖从马头到彭城一带小车工人居住的村庄。
   为防止资本家、地主豪绅勾结官府进行镇压，各村组织武装纠察队。一些地主、富农受资本家收买，用胶轮大车去拉货，被武装纠察队卡住，没收他们的牲口、车辆和瓷货。罢工期间，党组织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通过小车社散发传单，聚合力量，极大鼓舞了小车工人的士气。罢工四个多月后，彭城瓷货堆积如山，无法外销。资本家承受不了惨重的的利益损失，派出三人出面调解，许诺可以取消“荮货钱”，银元按市价折合，双扣底可以取消一个扣底(即取消5个铜板)。这远远没有满足罢工的要求。党组织决定继续罢工，并组织工人到彭城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事前，小车社把各村群众组成小队、中队、总队，由党团员积极分子带头。1932年6月6日(农历五月初三)，在磁县中心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小车社总社在彭城东五里处的竹林寺召开小车社工人积极分子大会。县委书记刘大风、小车社总社长王维纲、共产党员李欣然等和小车工人、农民约三、四千人云集竹林寺，并邀请西佐、六河沟矿工及彭城瓷业工人派代表参加。
资本家闻讯非常惊慌，关闭彭城城门和城内所有店铺，调遣民团沿途布置岗哨，派出代表请求和解。王维纲一面派人与资本家谈判，一面发表讲话，号召大家齐心协力，游行示威，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全体群众面北而跪誓师之后，浩浩荡荡出发。
当游行队伍有秩序地冲破敌人的几道封锁，行至彭城城门前，二、三十名民团兵丁一齐卧倒，对准示威群众，准备射击。王维纲冲上前头，大呼：“乡亲们，跟我一起来!”众人蜂拥而上，团丁不敢冒然开枪。资本家再次派出代表讲和，答应满足工人提出的所有条件。王维纲向群众讲明，游行示威暂时结束，如果资本家出尔反尔，欺骗工人，我们决不复工，直至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不出所料，资本家一面与小车社谈判，一面贿赂国民党磁县驻军高桂滋部，第二天在马头逮捕王维纲。被捕当夜，王维纲乘敌不备逃出虎口。他和直南特委书记王子青一起回到李兵庄，继续领导罢工，工人斗争情绪更加高涨。资本家惧怕继续罢工使他们赔尽老本，只好向工人道歉，同意取消所有无理的克扣并予以赔偿，分两次付给七千元，罢工期间工人的损失也如数赔偿。双方订立协议。至此，小车社工人为期四个月的罢工斗争取得彻底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