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前后，由于军阀混战，磁县一带一切负担按地亩摊派，农民不堪重负。为获取更大的剥削利润，地主豪绅和反动政府巧立名目，想出一个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办法，名曰“插耧应差”——即谁种地谁出差役，佃户租种地主土地，一切差役归农民，地主尽收地租，不出差役。广大贫苦农民如不答应“插耧应差”，地主就以收回租地相要挟。面对这一严酷局面，1929年10月，磁县县委散发传单，向群众揭露“插耧应差”的实质，以唤醒农民的斗争意识，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调动他们的革命情绪。并决定发动反“插耧应差”斗争。

八里铺、甘草营、黄官营、小营店等村位于磁县城北3至5公里处。大革命时期，磁县党组织多次在这里开展斗争，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磁县县委领导下，农民热烈响应反对“插耧应差”，引起地主豪绅的极大仇视和不满，将佃户所租的房屋土地收回。1930年1月19日上午，光禄片党组织负责人唐寿山、王合等率领八里铺、小营店、来村、大营、光禄等8个村庄的500多名农民，在八里铺集会，声援八里铺的36户外姓佃农。几户地主勾结在一起，凭借手里有10余支枪，对佃农进行恫吓。党组织将事先安排好的调停人李巨川(共产党员，县教育名流)和民团团总请出，出面和地主交涉，说明佃农要求是合理的，“插耧应差”于情于理不容。因有众多农民作强大后盾，地主们无可奈何，被迫答应了36户外姓提出的要求。

八里铺村反“插耧应差”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各村农民协会的威望，震慑了地主豪绅的嚣张气焰。此后，在党的领导下，八里铺、甘草营、黄官营等村的农协会，带领农民又接二连三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

1930年春，国民党磁县政府的又摊派款项。县委委员唐寿山到甘草营，和农协会领导人苏合、常钧、常万金、常万银等人一起研究，决定对以农民协会的名义出面抗差，通过斗争，彻底取消“插耧应差”。

国民党磁县政府派武装法警到甘草营村，传农会会员苏合、常钧、常万金、常万银等人，到县府“说话”。农协会员坚持不去。第二天黎明，国民党县府巡官宗具臣带领50多名法警，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到甘草营捕人。进村后，以刘金生为首的地主、富农，领着法警逮捕了苏合、王银、常钧等人。早有准备的农协会员和佃农们，拿着粪勾、斧头、木棍齐集大街。八里铺农协领着40多人也拿着农具赶来，把宗具臣等团团包围。宗具臣命令巡警押着人夺路西逃，并向追赶的群众开枪，打死农协会员宋茂林。愤怒的群众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光禄车站，与巡警展开激烈搏斗，夺取手枪4支，步枪7支，马5匹，俘虏宗具臣等5名法警。回村后，又缴获地主枪24支。当天，在甘草营召开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地主走狗!”、“反对土豪劣绅!”、“反对插耧应差!”等口号，并把中弹牺牲的宋茂林抬到伪乡长家的供桌上。

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立刻轰动全县。国民党政府威风扫尽，一筹莫展，地主豪绅非常惊慌。为平息事端，缓和事态，他们派民团团董宋兰庭出面调停，特委决定派李巨川出面调解，暗中支持佃农，提出条件如下：（一）以后不准政府捕人；（二）取消“插耧应差”；（三）对殉难的农协会员宋茂林抚恤赔偿。国民党县政府完全答应了上述条件，群众释放抓获宗具臣等人。

这次斗争，在直南乃至全省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政府和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大大鼓舞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为以后的农民斗争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