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准备不足，缺乏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挫折，还没有能力独立、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妥善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远离大革命中心的中共邯郸地方组织此时与上级联系已不畅通，消息闭塞，一时无法准确判断前进的方向。

这一时期，邯郸地方政权多掌握在会道门手中，一些县的政权在国民党新军阀和奉系军阀相互混战、相互争夺的过程中，一度处于无政府状态，尚不固定属于某一军阀势力范围。当中国其他许多地方“反共”、“清共”甚嚣尘上时，国共两党合作在邯郸仍藕断丝连，维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少在外地革命的邯郸籍共产党员或奉组织指示或为躲避迫害，纷纷返回家乡，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并将时局变化和中央关于新形势下的方针政策带回邯郸，从而为改变中共邯郸地方组织内部的混乱状态带来了转机。

1927年底，张学孔从湖北返回家乡峰峰村，很快与磁县党组织负责人王子青、李相虞取得联系，向他们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统一了认识，3人迅速组成了中共磁县县委临时领导核心。1928年6月至7月，张兆丰、王子青作为直南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9月间，李相虞与中共河南省委接上了关系，汇报了磁县党的工作和组织情况。11月，中共磁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谷驼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王子青、张学孔等10余人，代表着全县30多名党员。

1927年8月，原大名七师特支书记刘大风从武汉农民讲习所归来，被顺直省委任命为特派员，负责指导大名及附近各县的工作。此时，红枪会和奉系军队正在大名混战，刘大风只得回到家乡南乐县，找到赵纪彬、李大山，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调整了大名县委领导成员。刘大风任县委书记，赵纪彬任宣传部长，李大山任组织部长，成润负责团县委工作。大名县委领导南乐、清丰、濮阳、大名4县党的工作。

1928年，县委机关迁回大名，驻大名七师。1929年初，受战争影响而停课一年之久的大名七师开学。学校聘请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学者来校任教，废除了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一部分文科教科书。国文课选用李大钊、鲁迅、郭沫若等革命人士的著作，也选用高尔基等苏联作家的作品。为了向工人、农民进行文化政治教育，学校党组织通过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平民夜校，并在周围十几个村庄开办农民夜校，由党、团员讲课，启发工人、农民的阶级觉悟。到1930年上半年，七师中的党团员已经发展到100多人，占全校师生员工总数的1/3，连同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等，革命力量已占全校总人数的2/3以上。另外，大名县委在全县60多个村庄发展了党员，建立支部20多个，党员人数增加到200余人。1928年至1930年间，大名县委先后发动领导了杠子会斗争、五女师学潮等革命活动。

随后，肥乡、曲周、成安、临漳、永年先后建立了党、团组织。

通过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中共在邯郸地方已有了3个县委，近百个支部。各县党组织互相支持，联系日益增强，呈现出交叉、辐射的现象。甚至跨地区之间、跨省之间党组织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和活跃。中共邯郸地方组织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28年，中共邯郸地方组织经过整顿恢复，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磁县、大名、肥乡3个活动中心，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直接、具体地指导工作。然而，顺（北京）直（河北）省委远在天津，恶劣的政治环境，艰苦的经济条件，使直南各县党组织与顺直省委的关系时断时续，上传下达时有中断。为解决这一问题，在省委和县委之间建立一级党组织十分必要。1928年12月，中共中央特派员韩连会、陈潭秋、刘少奇先后抵达河北，主持召开了顺直党组织状况座谈会。会议决定将顺直分为津浦、京东、保北、保南、直南5大区，每一区建立中心县委（特委），并附带发展其他县委。

1930年6月下旬，中共直南特委成立。办公地址设在马头镇第三高小校内。特委归顺直省委领导，负责磁县、大名、邯郸、永年、肥乡、成安、武安、临漳、广平、曲周、邱县、鸡泽、南乐、濮阳、清丰、邢台、东明、长垣、内黄、巨鹿、广宗、威县、南宫等30多个县党的工作。直南特委的成立是直南地方党组织发展、壮大的一个里程碑。特委始终以邯郸一带为中心，领导开展工作。特委的主要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在邯郸一带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这对邯郸地方组织的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开展极为有利。

1928年召开的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又提出了一个准备武装总暴动以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首先胜利的方案。在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至此，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1929年9月下旬，顺直省委巡视员张含辉到大名，要求利用国民党庆祝双十节的机会，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反对进攻苏区”等口号，并以中共大名县委的名义，将写满这些口号的传单散发出去。大名县委根据省委指示，作了20余天准备，组织动员所有党、团员，在双十节晚上举行了提灯游行，散发了5万余张传单。11月，大名军警联合稽查处借故逮捕七师学生孙耀宗，传讯校长谢台臣，并派一营士兵包围七师5昼夜，搜捕共产党员、七师教师原政庭。直到原政庭自己投案，方才解围。在这种情况下，大名县各级党组织的活动受挫，难以开展工作。

1929年11月，顺直省委在研究直南问题的会议上决定：（1）打入武安天门会，在斗争中消灭其原来组织，组织游击队，创建红军；（2）濮阳、磁县、广宗等县委组织地方暴动，马上发动武装斗争；（3）在孙楚部队中组织兵变；（4）领导8万失业矿工、瓷工要饭吃，要工作，进行示威活动。省委还决定立即派郝清玉、张兆丰、冯温等人到直南组织暴动，由郝清玉总负责，张兆丰等去武安，冯温等去大名、磁县等地活动。

当省委巡视员郝清玉、冯温等提出“要把暴动红旗插在大名七师学校门口”，并要七师党员师生捐款买枪组织暴动，首先遭到了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人的抵制。他们向省委巡视员建议“应以学校掩蔽之所，把党员培养成熟后，派往农村深入发动群众，候机会到来再行起义”。郝清玉、冯温等便动用组织手段，强行在党内开展所谓反右倾斗争，粗暴地将谢台臣、晁哲甫、王振华等3人开除出党。谢台臣考虑到自己已失去党员资格，难以了解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作为七师校长很难继续留任，便于3月3日向河北省教育厅提交辞呈。教育厅即派张达夫以督学身份到七师工作。

张达夫一到七师，立即引起全校师生的强烈不满，受到学生的围攻和质问。校内外贴满了“驱张挽谢”的标语和漫画。张达夫无法维持学校局面，省教育厅将张达夫调回，婉请谢台臣回校主持校务。不久，七师气氛稍微缓和，省教育厅即于6月19日批准谢台臣辞职，并于7月5日再派张达夫到七师，正式任校长。张一到校，立即将进步教职工辞退，将其带来的人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他还禁止学生阅读进步书刊，限制学生的革命活动，对教职员也极为苛刻，动辄训斥、扣工资。9月下旬，张的亲信、训育主任李耀麟无故殴打茶炉工人，激起全校工友罢工。张达夫勾结反动当局逮捕了全体工人。五六天后，又将工人全部开除。针对上述情况，党组织研究决定，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举行罢课。并确定以学生自治会主席、共产党员宋彩芹为首，由共产党员杨友云担任总指挥，组织学生武装纠察队。10月11日晚10时左右，全校教职员宣布罢课，要求张达夫滚出七师。否则，绝不复课。接着全校学生罢课。

七师罢课一开始，张达夫立即请军警包围学校。学生与军警展开搏斗，宋彩芹、杨友云等当场被捕。随后，当局根据反动教员提供的名单，又将31名学生和1名教员抓捕入狱。宋彩芹、杨友云被押近3个月，其他学生被押10余日后陆续释放，但都被张达夫开除学籍。

事件发生后，大名县委负责人李亚光、裴味农、林恒非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面派人去天津向省教育厅请愿，要求撤换张达夫，另一方面，组织编辑校刊，揭露张达夫的丑恶行径，向社会散发，扩大社会影响。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省教育厅只得撤掉张达夫，再次请谢台臣回七师复职。

此后，晁哲甫、王振华也重返七师，被张达夫开除的学生全部恢复了学籍。

七师驱张挽谢的学潮时间长达一年。中共大名党组织虽然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开除了谢台臣的党籍，但能够一再挽留他主持校务，这本身也是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