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地区的条件更便于红四军发展。这里山峦起伏，林木繁茂，物产比较丰富，并同闽西、粤北山区连接，回旋余地宽广，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这里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大革命失败后已组成由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并在吉安的东固建立起小块的秘密苏区；反动驻军力量薄弱，战斗力不强，而且主要是外省军队，同本地地主豪绅的关系不那么密切。这里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敌军往来聚集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下井冈山。他们最初的经历是很艰难的：由于脱离了原有的根据地，又受着敌军重兵的尾追和袭击，屡次陷入险境。2月11日，他们在赣南瑞金的大柏地伏击，一举歼灭紧紧追来的敌军刘士毅旅大部。这次大捷，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随后，他们挥师北上，到达东固，同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
　　红四军分析周围的实际情况，灵活地使用兵力。他们先利用闽西敌军兵力空虚的机会，向闽西急进。3月14日，在长岭寨全歼国民党福建省防军郭凤鸣旅，乘胜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城，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大量给养。接着，又回师赣南，4月1日在瑞金同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主力会合。5月至10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部队主力去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机会，又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赣西南和闽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两处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这时，红四军党内和领导者之间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发生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道：“要不要军委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这些争论的产生，根源仍在红军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要改变他们原有的观念和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能在这些问题上统一认识，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改选时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的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中共中央在8月21日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这次大会提出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不久，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红四军的工作。9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指示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以有战斗力，在于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性是由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作保证的。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样，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12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它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它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思想。它尖锐地批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指出它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性，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来做。它是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共有二万余人，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在赣南和闽西的革命根据地内，土地革命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4月，毛泽东主持制订了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修改。同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原则。会后，在闽西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进行了分田，使六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古田会议后，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1930年2月红四军前委在江西吉安召开的地方和军队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决定深入土地革命。会后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也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次年2月，毛泽东按中央决定又指示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样，又改变了井冈山《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摸索，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土地制度改革后，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农村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认为“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他在《兴国调查》中写道：贫农在十二个方面得到利益：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米。第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第八，牛价便宜。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第十一，自己也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他还写道：土地革命中，中农在经济上，“多数于平田时是平进了的”；政治上，“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家处置；现时，却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这样，绝大多数农民是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的。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普遍高涨，反封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前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先后开展起来。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不改变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在中国，不存在单纯代表农民的政党，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代表人物，或者根本不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或者只是说了一些空话。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坚决地脚踏实地地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向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猛烈开火。
　　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自然是有弱点的，目光比较狭窄，行动比较散漫，因而有一个需要教育和改造的问题，但他们中间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是许多其他社会力量难以比拟的。过分地强调农民的消极方面，而不首先充分肯定它的积极方面，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中国革命仍然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是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了坚持并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完整的经验；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说明。他批评了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说：“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几年后，毛泽东又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在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以后，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便成为摆在党面前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党一直仍以城市为工作重点。大革命失败后最初的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都没有达到预期占领中心城市的目标。片面重视城市的观点固然在党内并不是很快完全消失，而是如下文所说，还继续出现，造成对革命的危害，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人都只是死守某些书本上的教条，只是硬搬别国的模式，只把眼睛看着城市，而不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下定决心向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的广大农村进军，中国革命早就会被葬送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从实际出发，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从而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摘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