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
  1919年上半年，协约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这次和会是在战争中取胜的几个强国把持下进行的。中国政府因战时参加协约国一方，也派代表出席。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会议竟规定德国应将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和会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入京时被德国夺去的天文仪器而已。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就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
　　5月3日，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举行集会，决议致电巴黎专使，要求拒签和约，一个学生当场啮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字。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三千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曹、章、陆是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示威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西口被阻，就改道奔向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因为遍寻曹汝霖不见，就放火烧曹宅。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学生被捕者三十二人。学生们在斗争中联合起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京两万五千名学生举行了总罢课。他们还到街头举行爱国讲演，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等。在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由于反动当局公然表彰曹汝霖等并再次严令取缔爱国运动，从6月3日起，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第一天，学生被捕者一百七十余人；第二天，又有七百余人被捕；第三天，二千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受到军警马队的冲击。
　　正在这时，一个重要的事实发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学生“沿街跪求”上海商人罢市之际，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北洋军阀不得不于6月10日释放被捕学生，并宣布罢免曹、章、陆。6月27日，旅法华工、留学生、华侨数百人前往中国政府总代表陆征祥所住医院，要求拒签和约。第二天，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1]“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这是五四运动最伟大的功绩”[2]。
　　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先头的是学生群众，他们起了先锋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则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了运动后期的主力军。“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罢工开始于这一次，后来中国工人阶级能发展自己阶级的独立力量与独立斗争，显然的此次罢工有很大的影响”[3]。由于在斗争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4]。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巴黎和会所给予的实际教训中，开始看出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的主要原因。瞿秋白曾说：“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5]。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界的主流，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突出特点。
　　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他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有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6]。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刊物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1919年5月，《新青年》出了一期由他主编的《马克思研究专号》。他在这个专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和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比较确切的阐明。
　　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长篇连载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留日学生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书在国内出版，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在国内发表。
　　五四以前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本来是由许多有着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参加的。当集中批判孔学、提倡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分歧表现得不很明显。可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一向醉心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信奉实用主义、主张改良主义的胡适，原本是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这时竟“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1919年7月，他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声称“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认为主张“根本解决”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他后来说，这样做“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让人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7]，也就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
　　针对胡适的挑战，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与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李大钊就初步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他还驳斥了胡适的改良主义，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指出，仅仅依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在当时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在各地方出版的刊物上，有不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青年撰文支持李大钊的观点。
　　苏维埃俄国政府曾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在1920年3、4月间冲破反动派的新闻封锁由《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得知宣言的内容后，“无任欢喜”。《新青年》刊登了中国舆论界的反映，指出宣言体现了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由此前进一步，“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宣言的发表，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给予了新的有力的推动。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原来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通过不同的途径，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在五四以后宣称，军国主义、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他逐步认识到“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我们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1920年9月，他发表《谈政治》一文，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五四运动中一批比较年轻的左翼骨干这时也开始了思想方向的转变。湖南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他第二次来到北京后，热心搜寻并阅读中文本的共产主义书籍和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籍，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后来回忆说：“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8]。其他著名的学生领袖如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也先后走上这条道路。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有如前面所说，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回忆道，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9]。吴玉章说，他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实践中认识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而“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10]。
　　这些有着不同经历的先进分子殊途同归的事实表明，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相当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共同作出的历史性的选择。这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是热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战士。他们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信念，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是为任何其他人所左右，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实践，经过审慎的思考，才作出的抉择。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严密的科学理论比其他任何一种学说都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他能够圆满解决我们底问题，能于我们有益处”[11]。
　　中国的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并没有抛弃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赋予它们以新的更加深刻的内容。民主不再是指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民主。为此，他们强调必须铲除少数人的阶级特权，改变“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这种“不合乎‘德谟克拉西’”的状况[12]。科学当然包括自然科学，但是人们对社会的研究只有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成为科学，所以，讲科学，首先要讲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社会革命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并没有取消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相反，给了反封建以更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的武器，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社会根源。他们把反封建主义斗争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从争取个人的个性解放上升到争取人民群众的社会解放的高度；把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方式，从由少数人进行的宣传工作，发展到主要由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实践，从而推动中国人的思想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获得解放。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加以接受的。尽管理论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一旦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以此为指导，积极地投身到群众斗争中去。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年初，北京的一些革命知识分子曾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调查他们悲惨的生活状况。邓中夏等还到长辛店向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联系。注意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初主要还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促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9页。
　　[2]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页。
　　[3]《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
　　[4]同上书，第431页。
　　[5]《瞿秋白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页。
　　[6]同上书，第35页。
　　[7]《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民国丛书》第一编第96册，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645页。
　　[8]〔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9]《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1971年8月4日。
　　[10]《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09―110、112页。
　　[11]施存统：《我们底大敌，究竟是谁呢?》，1920年9月28日。

　　[12]陈独秀：《答柯庆施(劳动专政)》，1920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