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

党的八大之后，面对当时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党极为关注社会主义政权巩固，为此进行了多方面努力。毛泽东同志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作出错误的估计，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

（一）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今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改为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1957年受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八大二次会议延期至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此后，由于各种原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很长时间也未能再召开。

“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九大，现在就要准备。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提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为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了充分条件”，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九大。

按照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因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与会代表中的许多人都不是通过正常选举程序产生的，他们或由革命委员会等负责人协商决定，或直接由上级部门指定。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全国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被一致推举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会议有三项主要议程：通过中央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他希望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林彪作的政治报告的核心内容，是阐述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核心是认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历史证明，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实事求是这个精髓，脱离甚至歪曲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实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从4月2日起，大会分组讨论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4月14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两个文件。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一个有严重错误的文件，它对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都是按照“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表述的。

在九大期间，毛泽东多次主持召开会议，讲述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不要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要求注意政策，加强团结。犯错误的干部有的将来还要工作；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群众谅解就好了，就要解放。他还提议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些老同志要选进中央委员会。

4月15日起，大会进入第三项议程，酝酿和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4月24日，大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出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当选，仅占原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29%，占九届新中委、候补中委的19%。在选举中，有的代表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将并非候选人的王稼祥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系统化、合法化，而且加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地位。这次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

（二）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党的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应进入“巩固胜利阶段”，这一方面要抓好“斗、批、改”，加强团结，恢复国家正常秩序；另一方面要按照“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因此，九大之后，较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混乱局面，形势相对稳定，国民经济开始缓慢复苏。1969年，全国工农业生产结束了1967年和1968年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1970年比1969年又取得了较大的增长，基本完成或超额完成“三五”计划原定该年度的主要指标。

党的九大之后，已经掌握了党内军内很大一部分权力的林彪反革命集团并不满足，野心进一步膨胀。毛泽东发现林彪等人的企图后，在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人作了严厉批评，但林彪等却没有就此悬崖勒马，反而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企图谋害毛泽东。在其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又乘飞机外逃叛国，并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附近机毁人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随着局势的稳定，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产量质量下降的局面有所扭转，粮食和棉花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73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了8.4%。一批被错误打倒的老干部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197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一些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针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审时度势，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党的十大是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而提前召开的。

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党的十大预备会议。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好十大的指示：希望这一次大会真正能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大会。我们要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人，既要坚持原则，又不排除必要的灵活性。在任何一级党组织内，大多数决定了，少数就应该服从多数。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名党员。大会开幕式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宣读政治报告。政治报告共分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九大政治报告继续肯定九大路线，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国内任务的提法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重视上层建筑领域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

8月28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十大修改后的党章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只在结构和内容上作了一些调整。大会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95人，候补中央委员124人。

从总的方面看，党的十大不论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还是组织路线上，都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十大虽然依然坚持“左”的错误，但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些积极成果保存并继续发挥作用。如会议要求加强党的领导，要团结不要分裂等，无疑有促进稳定的作用；提出在对外关系上不称霸，继续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缓和国际局势，争取外交局面进一步好转有积极意义；特别是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反对“左”倾错误和江青集团的力量。十大以后，毛泽东多次警告张春桥、王洪文、江青、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小宗派”，对最终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三）

1976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帮”，终于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内乱。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和群众为夺回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以极大热情投入到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并且深入揭发“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部分冤假错案得以纠正，右派分子的摘帽工作开始启动，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断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1977年冬天，570多万名青年走进高考考场。

随着拨乱反正的逐步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然而，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说明“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一、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二、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完全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三、决定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选举中央委员会。四、基本通过了中央政治局为党的十一大准备的三个文件：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是为召开十一大作准备的。这次全会在揭批“四人帮”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在“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下，未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错误理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未明确是非，这必将对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产生影响。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有1510名，代表全国3500多万名党员。

大会的前一天，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会上，华国锋就十一大准备工作情况，大会主席团及大会秘书处的设立，各代表团的组成，大会的议程等作了说明。预备会上，代表们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团人员组成名单，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大会秘书长进行了表决。通过了223人组成的主席团名单。会议通过了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十一大的三项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党章的报告；（三）选举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

党的十一大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就是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初步总结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报告仍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肯定。

8月13日，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叶剑英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对十大党章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将“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写进了总纲。但新党章未能纠正十大党章中一些“左”倾错误观点，继续肯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8月18日，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01人，候补中央委员132人。大会一致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一致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大会由邓小平致闭幕词。邓小平着重讲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一定要恢复和发扬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二）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三）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四）一定要恢复和发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五）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党的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次大会没有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的任务。这个任务，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