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13年1月出版了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撰著，冯克利教授翻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译校的《邓小平时代》。该书的出版在我国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中央有关媒体刊发了出版消息，对作者进行了专访，有的报刊发表了书评，有关方面还召开出版座谈会。相关评论和报道，都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据出版者介绍和媒体报道，该书英文版获得好评，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荣获2012年莱昂内尔·盖尔伯奖，《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2011年最佳图书和《纽约时报书评》2011年编辑推荐书目。

美国一些前政要纷纷发表评论。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说：该书“是一部重要的邓小平传记，读之难忘”。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说：“我们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傅高义先生以这部独特的研究性传记，把邓小平描画得栩栩如生。”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说：“本书不仅是一部论述世界一流领导人的扛鼎之作，而且为1978年美中两国秘密进行的战略性和解，及其如何推动了中国国内的变革，提供了极为权威并引人入胜的解读。”中文出版者在该书提要栏中介绍说：“本书是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和中国风云变幻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景式描述。”“全书史料丰富，奠基于国内外重要的研究成果、档案资料和为数众多的独家访谈。”“全书持论严谨、脉络清晰、观点鲜明、叙述生动”。被评论者称为是一部研究邓小平的“纪念碑式”著作。

傅高义先生是美国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曾担任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成果颇丰。他长期从事中国、日本问题研究，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有哈佛的“中国先生”之称。2013年8月，傅高义先生凭借《邓小平时代》一书获得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笔者认真拜读了傅高义先生倾注十年心力所完成的这部著作，获益匪浅。笔者以为，正如有的书评所说的那样，该书是一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生平事迹有分量、可读性强的著作。但是，可能由于多种原因，或是作者对原始材料的理解问题，或是翻译问题，抑或是校对问题，该书中文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存在着诸多史实错误和文字的不准确表达。下面，笔者将阅读当中所发现的错讹之处，按照该书的目录和页码顺序一一标出，就此作一探讨和交流，供该书今后修订再版时参考。

一、对《导言这个人和他的使命》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1.第18页，书中写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引者注，下同）大学在过去10年里基本上被关闭。”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中国的大学招生是在1966年停止的。这一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大学招生办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大学当年均未招生。（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65页）1970年6月27日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开始试招生。以后全国各大学陆续开始招生。

2.第19页，书中写到：“简言之，邓小平面对的是一项苛刻的、史无前例的任务：当时还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成功完成了经济体制改革，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更不用说这个有着十亿人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1978年底我国全国总人口是96259万人，1979年底是97542万人。书中应该使用“近十亿人口”的说法才比较准确。（《当代中国的人口》，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年，第465页）

3.第24页，书中写到：“他（邓小平）曾3次受到错误批判：先是在江西苏区，然后在1966年‘文革’中受到猛烈批判，1976年又一次挨批。”据史料记载，1975年1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此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便从北京逐渐扩大到全国。（《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946页）邓小平第三次受批判的时间应是从1975年年底开始。

二、对第一部分《邓小平的人生经历》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4.第37—38页，书中写到：“1921年底，就在这些留法中国青年开始在工厂打工时，传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年7月1日成立的消息。这个党最初很小，1921年它在国内只有大约50名党员，1922年时也不超过200人。”据中共党史专家研究考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二者不可混淆（邵维正：《“七一”的由来》，《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为50多人。次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共有195人。（《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4页）书中所说中国共产党在当年（1921年）7月1日成立时国内党员只有大约50名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是50多名。

5.第43页，书中写到：“1927年8月7日，中共21名领导人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国民党的剿共。22岁的邓小平并不是正式成员，他担任书记员并负责处理会议文件。”邓小平是1904年8月22日出生的，这一年他的年龄应该是23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2页）按照中国人（非组织人事部门）通常的年龄计算方法，一般是以跨年增加一岁来计算当年的年龄。所以，《邓小平年谱》在每一年的一月便列出他该年的岁数。其他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谱也大多是如此。

6.第47页，书中写到：“（中央红军）1935年10月到达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不足10000人”。“长征开始几周后的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不是遵义会议的正式成员，但他作为书记员得以出席会议。”第391页写到：“邓小平完全支持这个方案。他对习仲勋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延安时期对陕西、甘肃、宁夏的简称）开始就叫特区嘛……’”这里出现三处错误：一是根据地名称的错误；二是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身份的错误；三是红军长征时间的错误。（1）据中共党史资料表明，当时，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的根据地叫陕甘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根据地面积扩大，涵盖了宁夏一部分后，才开始改名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概念是后来出现的。1937年9月，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即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1月至翌年1月曾称陕甘宁特区政府）（《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34—35页）。（2）在遵义会议上，邓小平是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会议的。据史料记载，1934年12月，邓小平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第115页）。（3）中央红军长征是1934年10月出发的，到1935年1月的时侯，时间已经过去几个月了，而不是书中所说的“几周后”（《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9页）。

7.第51页，书中写到：“此外（淮海战役期间）中共还动员了100多万农民为部队运送粮草军需”。“邓小平在淮海战役期间与延安保持着密切联系”。据有关军事资料记载，淮海战役支前民工达到543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十年大事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61页），“100多万农民”的数字说少了，当时的支前民工主要是农民。另外，淮海战役进行的时间是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部分人员已于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与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60、58页）。书中在这里所指的是邓小平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即用延安代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但由于时间的问题，所用概念是不准确的。

8.第54页，书中写到：“1956年，邓小平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是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通过预选和正式选举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而不是任命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317—1318页）。

9.第56页，书中写到：“（中共八大在提出远景规划时指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已不复存在，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事实上，中共八大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96页）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阶级斗争还存在。书中使用“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10.第56页，书中写到：“（反右派斗争）把大约55万名知识分子划为右派。”1957年在反右派斗争中，全国共划右派5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但是，不是所有的右派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不能用全称判断的概念来下结论。

三、对第二部分《曲折的登顶之路1969—1977》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11.第69页，书中写到：“亚洲其他一些地区的经济在1969年时也已开始起飞，当中不仅有韩国，还有同样以华人为主的地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对台湾、香港两地应该用地区之称，但是，对新加坡则应该用国家之称，因为新加坡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2.第70页，书中写到：“邓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来自于孩子们的经历。除了瘫痪的邓朴方，邓小平的4个孩子都被下放农村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邓小平共有5个孩子，在表述中应加“其他”二字，否则，语句表述就出现了语病。

13.第73页，书中写到：“（1971年9月12日）林立果调来飞行机组和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几个追随者连夜逃往苏联。”对这一事件不能笼统说除林立果、林彪夫妇之外的其余人都是“追随者”。据中共党史研究最新材料表明，机组人员是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上的飞机，并不都是追随者。对飞行员潘景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已于1981年12月22日，向其家属颁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百年潮》2000年第8期）

14.第75页，书中写到：“在1970年8月组成政治局常委的5个人中，林彪已死，其同党陈伯达也锒铛入狱，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泽东和周恩来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是1969年4月28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108页），所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应是1969年而不是1970年。如果是为了表述1970年8月政治局5个常委发生了变化，那么，在政治局常委前就不能使用“组成”二字，否则，会使人产生误解。

15.第79页，书中写到：“直到1973年2月，即林彪死亡16个月以后，毛泽东仍没有让邓小平回京。”林彪是在1971年9月13日死亡的，那么，到1973年2月就应该是17个月而不是16个月。如果不包括1973年2月，文字应表述为“1973年2月之前”，即不含2月。

16.第83页，书中写到：“邓小平在1973年逐渐成为地位更加显赫的领导人，先是获准出席最高层的会议，接着成了周恩来的助手，然后在1973年8月10日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中共十大是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从会议的议程来看，邓小平是在8月28日当选中央委员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第877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978页）。

17.第83页，书中写到：“从1971年到1972年9月，他（毛泽东）把3个有前途的省级年轻干部调到北京在党中央工作：先是华国锋，然后是王洪文和吴德。”从华、王、吴的履历看，吴德是1966年从吉林调到北京工作的。所以，此时被毛泽东从地方调到中央工作的3位省级干部应该是纪登奎、华国锋、王洪文。

18.第87页，书中写到：“基辛格在1973年2月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发现，毛对美国以损害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苏联合作很不高兴。”从有关史料来看，基辛格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应该是1972年2月21日，也就是他在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见到的毛泽东（《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35—1636页）。所以，书中关于基辛格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间有误。

19.第92页，书中写到：“在1974年7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警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帮’。这是他第一次用这个词来称呼政治局常委中的4个激进派。”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张春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而江青和姚文元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册，第877—878页）。书中说他们4人是“政治局常委中的4个激进派”是不准确的。

20.第100页，书中写到：“1974年12月，周恩来离开病床飞往长沙去见毛泽东，两人要商定北京关键领导岗位的人选”。这里应该用“国家领导岗位”，因为他们商谈的是四届全国人大的人选。如果说“北京关键领导岗位”，容易与北京市的领导岗位相混淆。与此类似，第223页写到：“1954年他（谷牧）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建委副主任后，一直是经济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建委”前须加“国家”二字，这里也有国家建委和北京建委之别。（《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附卷1，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6页）

21.第103页，书中写到：“将近一年以前，从1974年5月邓小平赴美参加联大会议时起，他就主持接待外宾，替周恩来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当时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专机离开北京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出发的时间是1974年4月6日，回到北京的时间是4月19日（《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第2010、2015页）。书中的时间表述有误。

22.第120页，书中写到：“要求各省市党委履行对钢铁厂的领导责任，确保它们完成指标。”应在“省市”之后加“区”，因为中国省一级的建制是省市区。当时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包头钢铁厂，这是我国当时比较大的钢铁企业。

23.第122页，书中写到：“实际上，王洪文曾做过一系列的努力以承担起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职责；有些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并没有参与‘四人帮’犯下的罪行。”当时毛泽东在讲话中所指的“四人帮”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本身就是“四人帮”的一员，书中的这种表述是自相矛盾的。

24.第127页，书中写到：“为了加强党的团结，邓小平采用了毛在1945年抗战结束时召开的中共七大上的做法。”书中第354页还写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共即将进入新阶段时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领导层根据新时期的需要总结了过去25年的党史。”中共七大是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是在9月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49、50、51页）所以，书中所说中共七大召开的时间为“抗战结束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都是不对的。而且从1921年7月中共一大到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时间应该是24年而不是25年。

25.第128页，书中写到：“1975年5月5日，毛泽东主持了他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又去医院看望了周恩来。”据史料记载，毛泽东是在1975年5月3日深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5月4日上午，邓小平前往三〇五医院同周恩来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交换意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0—41页）

26.第129页，书中写到：“在正式担任了第一副总理后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邓小平把胡乔木叫来，提议由他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成立一个研究理论问题的写作小组。”据史料记载，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17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决定任副总理，在副总理的排序中名列第一。（《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5页）书中所说邓小平正式担任第一副总理的时间有误。

27.第136页，书中写到：“他（胡耀邦）宣布，中国的目标是在20世纪末实现包括科学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对四个现代化作了重申。在以后中共所讲的四个现代化中，其中之一就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所以，为了准确表述，应在“科学”之后加上“技术”二字。

28.第143页，书中写到：“邓小平领导着《人民文学》与‘四人帮’的斗争，但他在（1975年）10月上旬开始受到批评后，保守的文化部又占了上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75年10月2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六人会议，传达毛泽东对清华大学刘冰等来信的批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21页）。所以，“10月上旬”应改为“10月下旬”。

29.第149页，书中写到：“根据毛的指示，邓小平在（1975年）10月23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了毛的指示。”第161页写到：“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在10月25日向政治局传达了毛对邓小平的批评”。据史料记载，邓小平主持召开的这次会议不是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有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吴德、谢静宜、迟群参加的六人会议。这次会议的情况由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联名于10月27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他们在报告中还建议将毛泽东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向中央政治局传达，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21—122页；《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17页）所以，书中所说的会议名称是不对的。另外，从时间上说，在毛泽东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也就不可能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他对邓小平的批评，“10月25日”的开会时间也有误。

30.第150页，书中写到：“毛泽东的新联络员毛远新，1975年10月—1976年4月”。据有关史料考证，毛远新做毛泽东的联络员，时间应该是从1975年9月到1976年9月，即毛泽东逝世后结束。这里书中表述的时间有误。

31.第164页，书中写到：“周恩来去世的当天（1976年1月8日）下午4点，邓小平向毛汇报说，很多外国代表请求前来表达他们的敬意。”而第161页写到：“毛泽东于1975年12月2日会见了福特总统，这是邓小平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也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这样，书中的表述就出现了前后矛盾。161页讲邓小平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75年12月2日；164页又讲在1976年1月8日邓小平向毛汇报，而对此次汇报是当面汇报还是书面汇报，书中语焉不详。据史料记载，邓小平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75年12月2日。而1976年1月8日的汇报是书面汇报，即下午6∶30时将同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周恩来丧事问题的讨论情况致信毛泽东。（《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41页）书中应将这一情况详细交待清楚后，才能清除和避免读者的误解。

32.第183页，书中写到：“（1976年10月6日晚）叶剑英在西山自己家中召开了一次没有‘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有关史料表明，10月6日这天晚上，叶剑英在玉泉山9号楼他的住处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书中所述会议地点不确切。

33.第196页，书中写到：“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在为筹备8月的中共十一大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开始大声疾呼。”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77年3月10日至20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56页），而不是至22日。

34.第202页，书中写到：“（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议需要得到一个月后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正式批准，但邓小平在全会上已正式恢复了他在1975年4月5日以前的全部职务：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和解放军总参谋长。”书中在叙述恢复的邓小平职务中，丢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162页）。恢复的职务应该是“1976年4月7日以前”的全部职务。

35.第203页，书中写到：“（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说）必须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把他的教导正确运用于每一种实际情况。”这里丢掉了“思想”二字，因为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的是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2页）。

36.第205页，书中写到：“他（邓小平）的5个孩子中有3个上了大学，一个在北大学物理，一个学医，还有一个女儿因病不胜课业繁重的理科转而学了艺术。”事实上，有关资料表明，邓小平的5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邓林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邓朴方毕业于北京大学，邓楠毕业于北京大学，邓榕毕业于北京医学院，邓质方毕业于北京大学。

37.第213页，书中写到：“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了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后，他的正式排名在华国锋主席之后”。事实上，当时中央军委共有5个副主席，邓小平排名在叶剑英副主席之后，在5个副主席中排名第二，而叶剑英排名在华国锋之后。

38.第213页，书中写到：（中央党校恢复后）“中央党校的名义校长是华国锋，第一副校长是汪东兴”。据有关资料，当时，华国锋兼任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而不是名义校长，时间是从1977年3月至1982年4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7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53页）。

四、对第三部分《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39.第229页，书中写到：“邓小平去东北时，三个月前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和‘两个凡是’之间的争论刚刚热起来。”这里的时间表述应该是“四个月前”。因为，邓小平在东北的视察是1978年9月13日至18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3—388页），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正式公开发表，时间是5月11日。两件事情的间隔时间是4个月。

40.第236页，书中写到：“接着，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3位媒体干部——新华社社长曾涛、《人民日报》总编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杨西光，他们还同时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大胆地决定在各自的媒体上报道《北京日报》的文章内容。”从曾涛、胡绩伟、杨西光3人的履历看，他们都从未兼任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对他们3人的兼任职务表述有误。

41.第251页，书中写到：“1978年11月19日，即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不到一周后”。这里的时间概念是错误的。因为，中央工作会议是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到11月19日就不是不到一周，而是已经9天了。

42.第254页，书中写到：“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夕的12月13日，邓小平把他的政治研究室成员、也是为他写三中全会讲话稿的笔杆子之一于光远叫到一边，让他草拟一篇支持西单‘民主墙’的讲话。”第355页写到：“邓小平在1978年三中全会上的简短讲话是改革开放的集合号”。事实上，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发表讲话，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由于意义重大，后来被认为实际上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121页）。因此，书中这两处表述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