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第256页，书中写到：“（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这里的时间表述有误。中央工作会议是12月15日结束的。按照会议原定的议程是13日结束，但由于邓小平于当天发表了重要讲话，与会代表要求进行学习讨论，于是中央决定会期延长两天。

44.第263页，书中写到：“在1979年10月底的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会上”。书中对大会名称的表述不准确，规范的表述应该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

45.第278页，书中写到：“在东南亚寻求盟友，1978年10月5—15日”。第279页写到：“邓小平担心这些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感到只能向苏越强权让步，从而损害中国的长远利益，因此他认为，努力让南亚各国疏远越南至关重要。”邓小平对东南亚几国的访问是1978年11月5日出发的，第一站访问的国家是泰国。于11月14日晚结束对几国的访问后回到北京。（《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19、430页）书中对邓小平出访的时间表述有误。另外，“南亚各国”应该是“东南亚各国”，在此处丢字了。

46.第307页，书中写到：“1977年8月24日下午，邓小平作为政治局常委正式恢复工作一个星期以后，就会见了美国国务卿万斯。”邓小平是在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从恢复常委职务到会见万斯，相隔时间不是一周而是一个多月。如果这里指的是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19日），那么，相隔时间不到一周，应该是5天。（《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2004年，第162、185页）

47.第324页，书中写到：“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星期二的上午会见了伍德科克，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1978年12月13日是星期三，不是星期二。

48.第329页，书中写到：“（中美建交公报公布）6个星期之后，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邓小平的随行人员登上了飞往美国的波音707飞机。”第331页写到：“邓小平的访美安排进行得极快。他在1月28日抵达华盛顿，离12月15日两国达成协议只有不到6周的时间。”这里前后表述的时间是相互矛盾的，一个是6周之后，一个是不到6周。实际上从1978年12月15日至1979年1月28日计算时间，共计44天，“6个星期之后”的说法比较准确。

49.第346页，书中写到：“虽然华国锋主席的权力已被削弱，他还是在（1979年）5月18日开幕的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是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召开的，有关资料表明，华国锋在这次人代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间是1979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第124页）。

50.第349页，书中写到：“邓小平与陈云、李先念属于同一代人（分别出生于1904年、1905年和1907年）。”李先念出生于1909年6月23日，书中所述的出生时间有误（《李先念年谱》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页）。

51.第351页，书中写到：“叶帅的国庆30周年讲话，1979年10月1日”。叶剑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间是1979年9月29日，不是10月1日（《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52.第352页，书中写到：“叶帅是宣读这篇讲话（国庆30周年讲话）的理想人选。他是有监督政府工作之责的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叶剑英在全国人大职务的表述应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理，第501页“他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或政协副主席”一句中，“全国人大”后应加“常委会”字样。

53.第355页，书中写到：“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书中对讲话标题多加了字。邓小平讲话的标题应该是《目前的形势和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9页）。

54.第356页，书中写到：“（邓小平在1980年1月16日发表讲话）他说，‘经济上的发展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书中对讲话的原文引述有误。邓小平讲话的原文是“经济发展上”，而不是“经济上的发展”。书中还写到：“实现经济现代化需要做些什么呢？邓小平提出了4个要求”。实际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出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0、248页）

55.第364页，书中写到：“1981年3月19日（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接近尾声时，邓小平对有关‘文革’期间毛泽东作用的讨论表示满意。”据史料记载，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听取了邓力群、吴冷西汇报胡乔木对历史决议稿的修改意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21页）。书中所述时间比史料记载时间晚了一天。

五、对第四部分《邓小平时代1978—1989》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56.第377页，书中写到：“作为有12年戎马生涯的军事领导人，邓小平很看重权威与纪律。”从邓小平的履历看，1929年12月11日，他与张云逸等人领导了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他任前委书记（《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第56—58页）。从这个时候起，邓小平经过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在军队中任职，到1952年7月，调任政务院副总理后暂时离开军队。所以，书中说邓小平“有12年戎马生涯”，是不准确的。另外，书中第382页写到：“陈云和在军队中与邓小平共事13年的刘伯承相似，以办事慎重而闻名，属于‘举轻若重’的人。”此处已否定了“12年”之说。

57.第380页，书中写到：“他（邓小平）经历过无数变故，他领导的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自然会对国力的盛衰持一种长远眼光。”据我国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本世纪初，“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的研究成果显示，距今6000年前，中国文明进程加速；距今4500年前后，中国进入古国文明阶段；夏代后期，中国进入王国文明新阶段。以往我们经常所说的中国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说法是有科学依据的。（杨雪梅、蔡华伟：《五千年文明并非虚言》，《人民日报》2012年7月13日。）书中说中国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不正确的。

58.第381页，书中写到：“1981年‘文革’后的第一批中国大学生毕业时，邓小平继续实行毕业生分配制度”。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叫77级，由于当年招生的时间推迟了半年，所以，这一届大学生毕业的时间也相应推迟了半年，他们的毕业时间是1982年年初。

59.第404页，书中写到：“副省长王全国同时兼任广东省计委主任，他来自河北，之前在提拔省长时没能如愿。按照常规，当选省长的人应是像王这样的中央委员，但任仲夷为了获得当地大批干部的全力支持，选择了早年在当地打过游击、本人不是中央委员的副省长刘田夫。”从历史资料来看，他们两人之间谁当省长与是不是中央委员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王全国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刘田夫是在1981年当省长的。刘田夫当省长在前，王全国当中央委员在后。另外，从刘田夫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的时间看也早于王全国。刘田夫1977年9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王全国1978年4月任广东省委书记，1979年12月任广东省委书记、副省长。

60.第424页，书中写到：“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区无条件执行，但是由于政府没有钱为农村提供养老福利，因此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农村家庭生第二胎，以便父母上了年纪后能有一个儿子照顾。”书中对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解读是不完全和不准确的。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该法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规定”。我国各省区市的人代会或人大常委会根据这个法律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自己的具体规定。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四川、重庆6省市的农村居民基本都实行生育一孩政策。河北、山东、陕西、内蒙古等19个省区实行一孩半的政策，即农村夫妇生育第一个孩子为女孩的，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青海、新疆等5省区实行二孩政策，即农村居民普遍可生育两个孩子。辽宁、安徽等7省市规定，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农民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青海、宁夏等省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三孩政策，即少数民族农牧民可以生育三个孩子。西藏自治区实行特殊政策，藏族城镇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藏族及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农牧民不限制生育数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5页）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中国农村家庭如果生育的第一胎是女孩，都允许生育第二胎，这个政策并不是在中国所有的农村都这样实行。

61.第431页，书中写到：“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对宪法做了修改，确保农户享有无限期的承包权。”中共党的代表大会对宪法修改有建议权，但不能直接修改。修宪的职权是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

62.第431页，书中写到：“这些文件（关于农业、农村的中央文件）每年1月初作为中央政府一号文件公布。”当时下发的这些文件不是以中央政府文件形式下发的，而是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发的。但有时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的，如1985年、1986年的一号文件。

63.第436页，书中写到：“1955年至1956年实行了集体化之后，城市私有企业被消灭。”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是，从1953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完成，书中表述的时间不完整。

64.第439页，书中写到：“在1981年12月的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讨论‘六五’计划（1981—1985）和1982年的年度计划时”。这里应在“全国人大”之前加上“第五届”的字样，不然，会使读者产生混乱。

65.第455页，书中写到：“经邓小平同意后，赵紫阳在1987年十三大上的重要讲话中使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说法。”第632页又写到：“（中共十四大）大会的主要发言，即江泽民所作的政治报告”。这里使用的“重要讲话”和“主要发言”应改为“报告”。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是“报告”，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概念。另外，从中共六大至十一大，大会的报告称政治报告，从十二大开始，以后党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不再称政治报告，而称报告。

66.第474页，书中写到：“1978年11月，尽管邓小平正忙于出访东南亚以及为成为头号领导人做准备，他还是抽空接见了香港船王即当时香港最有名大概也是最有钱的商人包玉刚。”“邓小平和包玉刚专门讨论了香港商人在中国现代化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据史料记载，1978年11月，应廖承志的邀请，包玉刚等人到达北京，华国锋、叶剑英会见了他。邓小平第一次会见包玉刚是1981年7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55页）。这里书中引用的材料有误。

67.第484页，书中写到：“许家屯在香港的正式身份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他以这一身份出席公开场合，但他的权力却来自他的中共港澳事务委员会书记一职，这也是公开的秘密。”这里对许家屯党内职务的表述不准确，准确表述应该是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书记。

68.第494页，书中写到：“毛泽东在1950年代曾与藏民建立了相对良好的关系，他在1951年让刚满16岁的达赖喇嘛在统治西藏上享有相当大程度的自由。和汉人聚居的中国其他地方相比，在只占人口7%的少数民族地区，毛泽东愿意暂缓对控制权的掌握。而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也愿意给藏人更多的耐心”。书中所述20世纪50年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准确。据1953年中国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为3532万多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06%（《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第273页）。

69.第495页，书中写到：“大约400万藏人中有一半居住在这里（西藏）。”“西藏本土以外的200万藏人大多居住在四川、云南、青海和甘肃等地。”第500页写到：“据1950年代末期的数字，在西藏自治区的全部200万人口中有15万僧人。”书中两次直接讲到西藏20世纪50年代的人口数字，一次间接讲到。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总人口是105万人，1959年西藏总人口是120.62万人，1969年是148.05万人,1974年是166.12万人，到1988年末是212.31万人（《西藏人口》，五洲传播出版社，2007年，第5页；《当代中国的西藏》（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24页；《当代中国的西藏》（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494页）。书中所述西藏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口数字是不准确的。

70.第503页，书中写到：“（十世班禅大师圆寂后）达赖喇嘛接到了以宗教领袖身份前往北京参加葬礼的邀请。”1989年初在北京举行的是班禅大师的追悼大会。当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北京和拉萨各召开一个追悼大会。班禅大师的葬礼按照藏传佛教仪轨进行，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和较复杂的程序。所以，书中使用“葬礼”的表述不准确。

71.第522页，书中写到：“华国锋（1980年12月）正式卸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后”，“1980年12月华国锋靠边站后，邓小平成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是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辞去这一职务的。当时，中央全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书中表述的时间不准确。

72．第535页，书中写到：“（1980年）12月25日，在为筹备六中全会和十一大而召开的一次为期10天的会议结束时……”中共十一大是1977年召开的，这里所筹备的会议应该是中共十二大。而且，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只开了三次全会。

73.第560页，书中写到：“大会（中共十三大）还批准了一些程序上的改革。为了能更及时地了解情况，中央委员会全会将从一年一次改为一年两次。”中共党的组织如何设置，如何召开会议和开展活动，党的章程会作出明确规定。中央全会召开会议的次数要变动，首先会对党的章程作出修改。中共十三大修改后的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这个规定沿用了十二大党章的表述。十二大党章是从十一大党章修改而来。十一大党章的表述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召开几次没有规定。十二大党章规定的中央全会“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与书中所说的“一年两次”含义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从一大到十七大》，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44、115、102页）

六、对第五部分《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74.第567—568页，书中写到：“他（胡耀邦）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能够与他所培养和提携的年轻人打成一片。”新中国成立后，在共青团中央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职务设置中，从来没有设置过团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胡耀邦在1952年至1957年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57年至1966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第225页）。书中关于胡耀邦曾长期担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说法不准确。

75.第584页，书中写到：“（八九政治风波后）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还在考虑新的政治局常委成员。……宋平既有经验，人缘也好，善于处理困难的组织问题，根据陈云的建议将进政治局。”书中对宋平“将进政治局”的表述有误，应该是“将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因为宋平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已经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后来召开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76.第591页，书中写到：“（1989年）6月4日之后，有关中国已处在内战边缘的说法，仍然频频出现在西方媒体上，甚至直到6月9日邓小平会见各大军区领导人时仍是如此。”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79页），这是规范准确的表述。

77.第615页，书中写到：“（1965年11月12日至1966年7月18日）71岁的毛泽东乘专列去了南方的杭州、韶山和武汉等几个城市，为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点火。”“（1992年）他（邓小平）以87岁高龄，乘专列南下，先去武汉，然后是深圳、珠海和上海，他在这些地方成功点燃了扩大市场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大火。”按照毛泽东的出生年月，依照书中所说的时间，他的年龄应该是72岁和73岁。按照邓小平的出生年月，依照书中所说的时间，他的年龄应该是88岁。

78.第620页，书中写到：“列车于当天下午抵达长沙火车站，邓小平花10分钟时间接见了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熊清泉等省级干部。”第623页写到：“邓小平的下一站是珠海，该市市委第一书记梁广大来到深圳，陪同邓小平一家人和省里的官员”。在熊清泉的个人履历中没有任过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92年他陪同邓小平的时候，任职是湖南省委书记。在梁广大的个人履历中也没有任过珠海市委第一书记，1992年他陪同邓小平的时候，任职是珠海市委书记。书中对他们两人职务的称呼是不准确的。当时从中国各地党委领导人的任职情况看，已经取消了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79.第627页，书中写到：“确实，从（1992年）2月20日邓小平离沪回京到3月6日，《深圳日报》的人对邓小平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相当乐观，大胆发表了8篇详细报道邓小平南行的系列文章。”“郑必坚整理出的邓小平特区讲话概要完成后，江泽民经政治局批准，把稿子发给了人数有限的最高层干部。”书中把《深圳特区报》误写成了《深圳日报》。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表述也不准确，因为这个“讲话”不仅有邓小平在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谈话内容，还有在长沙、武汉、上海的谈话内容，所以，不能使用“特区讲话”的概念。中共党史学界对这一讲话通常表述为“南方谈话”，这一概念比较准确和规范。

80.第628页，书中写到：“在（1992年）3月9日至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全部15名政治局委员讨论二号文件时，形成了一致支持文件的意见。”这里准确规范的表述应该是政治局14名委员、1名候补委员形成一致意见。因为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共选出政治局委员17名，政治局候补委员1名。由于胡耀邦逝世，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将赵紫阳、胡启立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撤销，这时的中央政治局就还有委员14名、候补委员1名。

81.第633页，书中写到：“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再次当选为新一届领导人，他干完了10年任期，外加赵紫阳留给他的两年。”这里“两年”的时间表述不准确。从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至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时间计算应该是三年多。

82.第634页，书中写到：“朱镕基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上成为国务院总理。”书中的这个表述是错误的。朱镕基是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国务院总理的。

七、对第六部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若干史实及文字考订

83.第644页，书中写到：“邓小平在1978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这里应在“1978年”后加个“底”字，因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召开的，邓小平是在这次全会上实际上成为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

84.第651页，书中写到：“预计到2015年，即邓小平退休20年后，估计将有7亿人，即一半人口将成为城市居民。”按照书中所讲的邓小平1992年退休，那么，到2015年计算，他退休时间应该是23年。如果我们按照198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时间算起，那么，他的退休时间就应该是26年。

85.第655页，书中写到：“中国的城市和公共场所的建设步伐要远远快于其他大多数国家。例如，在广州或兰州这样的城市，沿江十几公里的区域，政府在几年内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筑，将其改造为公园。”这里对广州、兰州都用“沿江”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应该在“沿江”之后加上“沿河”两字，因为穿越广州的是珠江，穿越兰州的则是黄河，对广州可用“沿江”的说法，对兰州就不能用“沿江”的说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