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西安事变爆发前后，西安全城到处可以听到《松花江上》歌声。后来，这首歌曲又迅速传遍全国。《松花江上》发表后，强烈地触动了中国人的亡国之痛，歌声所至，莫不唏嘘，成为中华民族刻骨难忘的抗日歌曲之一。
　　鲜为人知的是，《松花江上》的诞生地是西安而不是东北，词曲作者张寒晖也不是东北人，他也不曾到过东北。
    用歌曲唤醒民众
　　一曲《松花江上》，唱出了在铁蹄下遭受凌辱、流离失所的东北人民的悲苦及心声。它的创作者就是与冼星海、聂耳并称“音乐三杰”的张寒晖，他一生创作了《军民大生产》《去当兵》等70多首抗战歌曲。
　　张寒晖的母亲去世早，父亲张振洲靠教书养活张寒晖弟兄5个，以及张寒晖年迈的祖父、祖母。家里终年糠菜半年粮，贫寒度日，实在养活不起众多的孩子，将张寒晖最小的五弟送了人。
　　在当时传统思想影响下，不愿断送张家的书香之脉，张寒晖的祖父和父亲还是东挪西借地凑足学费让7岁的他入私塾读书。幼时的张寒晖聪明但是非常淘气，11岁时到距家10里的翟城村高小读书。整日食不果腹的张寒晖，靠着坚强的毅力艰难求学。在学校期间，对歌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经常唱一些民谣和爱国歌曲。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读初中的张寒晖走上了街头，宣传抵抗日货，被学校开除。于是，他转到保定高等师范附中学习。在这里，他接触到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接受革命理论的陶冶。
　　1920年，曾受民主主义思想影响的张寒晖直接去了北平，在北平私立电气工业学校学电工。
　　不久，张寒晖考入北平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之所以报考这所学校，一是他从小喜爱戏剧，特别爱唱家乡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更主要的原因是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不但管学生的吃住，还发给一些零用钱。
　　1925年，张寒晖考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加入共产党。在艺专，他在著名音乐家赵元任教授的指导下，对民族音乐、河北梆子、河北民歌及昆曲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钻研，为后来的音乐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张寒晖带领同学参加“三一八”反对段祺瑞军阀政府的游行，跟随李大钊在游行队伍中一起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军阀政府疯狂搜捕爱国进步人士，李大钊惨遭绞杀，张寒晖也上了通缉的名单。张寒晖连夜剃光头发，逃离北平，一路步行400多里回到家乡——在一天深夜，光着头、赤着脚出现在妻子的面前。
　　回到家乡的张寒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帮助定县民教馆进行秧歌、民谣的搜集研究工作，并参加了由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会，编写农民通俗读物，参与创作了《农夫歌》《除草歌》《农家乐歌》《高头村歌》等歌曲，编印了《普村同歌集》。
　　1930年，张寒晖在北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帮助组织剧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寒晖在中共河北省委的领导下，整组定县地下党组织，组织农民运动，成立抗日救国会，并以古老民歌《三国战将勇》的曲谱填写了《可恨的小日本》，以《满江红》的曲调填写了《告我青年》，号召青年“激奋进，齐赴国难”。
　　从此，他开始了用歌曲唤醒民众投身抗战的革命艺术生涯。
　　1933年2月，张寒晖接到他在北平国立艺专的同学好友刘尚达的信，邀他去西安工作。刘尚达时任陕西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长，兼任陕西省民众教育馆馆长。
　　此时，张寒晖在定县利用民众教育进行抗日宣传，已引起定县反动当局的注意。他接到信后动身去了西安。张寒晖到西安后，在陕西省民众教育馆任总务主任。然而，支持他们的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被南京政府撤免了职务，张寒晖和好友刘尚达被赶出了民众教育馆。张寒晖失业了，贫病交加。他两手空空拖着病体回家，冬天还没有棉裤，冻得瑟瑟发抖。
　　1936年夏天，张寒晖二次只身去西安，以西安省立第二中学教师的身份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此次离家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西北参加革命活动，再也没能返回家乡。
    饱含血与泪的旋律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1935年，10余万东北军被调至陕甘两地，拖家带口，愁容相对，乡音一起，一夜征人尽望乡。那是个什么样的家乡呢？那是一片遭受侵凌的故土。广大东北军将士渴盼早日打回东北，赶走日寇，重返故乡。
　　古城西安街头，拥塞着成千上万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张寒晖到达西安后，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一天夜晚，在东北军做地下工作的孙志远来看望张寒晖。孙志远给张寒晖讲了很多东北军对故乡的思恋之情和西安东北难民对丧失国土的悲愤之情，还送给张寒晖一本东北军第67军出版的《东望》杂志。封面上印着该军军长王以哲的亲笔题字：“我们何时能返回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安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妹于水火之中。”孙志远望着沉思的张寒晖说：“寒晖，你多才多艺，写一首反映东北军思想感情的歌吧！”张寒晖早有些想法，经孙志远一说，更燃起了他为东北军写歌的欲望。
　　于是，张寒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一面宣传抗日方针，一面倾听东北同胞控诉日本鬼子的罪行，倾听他们对故乡、亲人的思恋，深刻体会到埋藏在他们心底的恨和痛。张寒晖日思夜想，心潮难平，眼前那片黑土地、那条松花江，仿佛在向他招手；东北依稀成了他的家乡。
　　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仇家恨在张寒晖的胸中翻腾；东北难民的哭泣在他脑海萦绕；东北军和难民决心打回老家去的呼唤在他心灵震荡……“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歌词写出来了，内容和感情脉络分为怀故、漂流、呼唤3个基本层次。歌词的开头部分，诉说了家乡的美丽富饶，而九一八事变突起，日军占领了美丽而富饶的东北，人们只得背井离乡，在关内流浪。歌词的第二层次概括地描述了悲惨遭遇，透过诉说丧家的哀痛、逃亡的仓皇，控诉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歌词的第三层次用饱含无限感慨的发问，向故乡和亲人发出深情的呼唤，寄托了对早日收复失地的强烈期待，把感情推向了最高潮。
　　用什么音乐素材呢？张寒晖想起了家乡那独特的地方戏——定县秧歌中凄凄惨惨的“大悲调”，还有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尤使他历历在目、萦绕耳边的是家乡女人哭坟时失去亲人的悲痛欲绝声——张寒晖在东北撤进定县的东北军53军的一个营中教歌时，士兵们的歌声是那样悲愤幽怨；在从军营回来的路上，他见一妇女在新坟上烧纸，哭号失去的亲人，那哭声拖着长腔，凄惨、辛酸、悲绝……张寒晖久久回忆着女人哭坟时的凄惨哭声，脑海间萦绕着东北军和东北难民那悲愤幽怨声……
　　音乐素材有了，张寒晖于1936年11月奋笔疾书，一口气创作出悲壮动人的歌曲《松花江上》。
　　此歌既出，张寒晖先在西安二中学生中教唱，旋即引起强烈反响，教室外聚集起层层听众。歌曲唱出了那深重的民族创痛，感人肺腑。张寒晖的友人姚一征曾说：“当歌曲写完后，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竟呜咽地哭了。”
　　当时，正值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一周年，西安二中的同学们在游行队伍中唱起了这首歌，立即震动了西安古城。随后，由东北军政治部宣传队印成卡片分发到各军各师，又经中共地下党转给北平学联歌咏队。
　　同时，张寒晖把自己的这首歌教给群众演唱，并带领群众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竟有数万名官兵听后落泪。
　　继而，这首震撼人心的歌不胫而走，迅速在东北军及东北难民中传唱开来，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
    “流亡三部曲”之一
　　西安事变后几天，张寒晖按党的指示参加了东北军，任政治部人事股长兼“抗日演剧团”团长。身为东北军的一员，张寒晖唱着自己创作的歌曲，同样泪流满面。
　　1936年底，周恩来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指挥着东北军军官高唱《松花江上》。悲愤的歌声激起大家思念故乡的情绪。当歌声进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时，全场军官有的热泪盈眶，有的低头哭泣，有的举起了拳头。“一定要打回家乡去！”的决心，充溢着歌唱者的胸膛。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武汉大学演讲《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时，谈及《松花江上》，激动地说：“（九一八事变后）成千成万的青年人无家可归，无学可求，尤其是东北的青年朋友，一再地飘泊流浪，一再地尝受人世间的惨痛。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对于抗日歌曲的巨大影响力，毛泽东也高度评价称“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吴志菲）
　　（原文摘自2024年1月18日《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