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孙中山的积极倡导和影响下，谈论和研究社会主义曾经风靡一时。江亢虎领导的中国社会党，出版《社会星》《社会党月刊》《新世界》等多种刊物，所发表的文章多有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出版的《新世界》半月刊，在1912年5月至7月连载施仁荣翻译的《理想社会主义与实行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部分内容，这是我们看到的该书最早的中文节译。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曾经提及此事。他说：“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912年6月，《新世界》第2期刊登了朱执信译述、煮尘整理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称赞《共产党宣言》“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

　　（二）

　　1917年11月，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中国的许多报刊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进行了报道和评论。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发表关于欧战的演说稿《庶民的胜利》和专文《Bolshevism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中，李大钊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的失败、劳工主义的胜利。他预言：“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这让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力量。

　　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在“名著”栏发表成舍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文摘译第二章中的十大纲领。译者指出：“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各类新思潮的传播打开了闸门，各种新创办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报刊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多了起来。1919年5月5日至8日，渊泉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在《晨报》副刊《觉悟》连载，《新青年》第6卷第5号予以转载。这是一篇译自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文章。文中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学问上，有两大根底。其一是历史观，其一是经济论”。文章依据《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1919年5月（实际出版是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李大钊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刘秉麟的《马克思传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期的“马克思研究”专栏还刊载了陈启修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录自《新中国》）、渊泉的《马克思奋斗的生涯》（录自《晨报》）等文章。

　　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开始多了起来，但那时，人们能够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不多。李达回忆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只有到了1921年前后，当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广泛传播的大潮才真正开始涌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