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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1992年邓小平深圳之行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和文献网  更新时间 : 2023-03-01

    南方谈话的背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率先开始了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的关心下深圳等经济特区相继建立,邓小平非常关心经济特区的发展,1984年初他专程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1月24日来到深圳经济特区罗湖人民南片区,这里紧邻罗湖口岸,有铁路与香港相连。几平方公里的建设工地非常壮观,中心区域是建设中的全国第一高楼—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邓小平站在当时深圳最高楼国际商业大厦楼顶,欣慰地看着眼前拔地而起的栋栋高楼,告诉陪同人员:下次我要去国贸大厦看看。考察结束,邓小平给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在国贸大厦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1985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提道:“经济特区还是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

    20世纪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受到冲击,社会主义发展陷入低潮。面对国际社会主义的严峻形势,有人担心改革开放会全盘西化,滑向资本主义道路。而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探索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不改革开放,抱着过去僵化的体制,社会主义将没有出路。而此时,深圳等地正在通过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有把这个体制推广到全国的想法。

    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在仙湖植物园植树

    邓小平南方之行来到深圳,有一个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李灏。李灏是广东电白人,少年时代就投身革命,家里三位亲人是烈士。新中国成立不久,他从家乡调到北京,先后在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国家进出口委、国务院工作。李灏长期在国家经济部门工作,熟悉经济、眼界开阔。他在深圳工作时大刀阔斧改革和推动市场经济发展,这些经历起了重要作用。1985年他从国务院副秘书长岗位调深圳工作,先任市长,不久任市委书记。1993年卸任市委书记职务后,任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正部级干部。李灏曾对笔者多次讲过他调任深圳时,邓小平要找他谈话。但邓小平工作太忙,而上任的时间又很紧,那次没有谈成,成了李灏的一大遗憾。李灏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副部长级干部,邓小平要谈话实属罕见,但经济特区重要,邓小平要谈的一定是经济特区。李灏说,如果当时谈话了,他对如何办好经济特区,目标和思路会更加清楚。他一直想弥补这个遗憾,而1984年邓小平在深圳说了下次要来看国贸大厦。李灏到任后,每年都发邀请给邓小平,希望他能再次来深圳考察。李灏回忆说,1991年是他在深圳工作以来压力最大的一年,对于深圳不利的消息越来越多,大批基建队伍已经撤离,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少。正在这时,邓小平来了。

    2008年李灏与夫人陈惠珍在邓小平手植树前

    由此可见,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是多重因素促成的。邓小平关心经济特区,希望亲自感受经济特区的繁荣,这是最大动因;通过南方之行推动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当务之急;而李灏的邀请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邓小平南方之行。

    深圳5天的行程

    1992年1月19日上午8时,邓小平的专列到达深圳火车站,李灏等省市领导在车站迎候,从19日至23日,邓小平在深圳5天时间,李灏全程陪同。

    考虑到邓小平已经88岁,又长时间乘车,上午本来安排他先在深圳迎宾馆休息,但邓小平说,到了深圳坐不住,想出去看看。深圳马上调整方案,上午安排参观,第一站是深圳火车站。

    紧邻罗湖口岸的深圳火车站有110年的历史,是当时深圳标志性建筑。英国侵占香港后,在深圳设立口岸和车站。深圳火车站见证着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和兴起,也见证着深港两地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适应经济特区的发展,在原有老站的基础上建设了规模宏大的新站。车站落成前,李灏请邓小平题写站名,邓小平书写苍劲有力的“深圳”两个大字。当时还有人纳闷,为什么没有“站”字。邓小平的意思是,经济特区要向前进,不能靠站。来到车站前广场,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开玩笑地说,这是您的专利,也属知识产权,邓小平同志微微一笑。

    随后,邓小平前往皇岗口岸。地处福田区的皇岗口岸于1985年动工兴建,1988年建成通关,口岸占地1平方公里,有180条通道,是亚洲最大的陆路通道,当时深港两地货柜车主要通过这个口岸过关。邓小平登上边检站的楼顶,这是深圳之行离香港最近的地方,深港之间的界河—深圳河就在眼前,对面就是香港落马洲地区。邓小平深情地久久凝视着香港方向,陪同人员都屏住呼吸、静静站在旁边,生怕打扰他。邓小平曾多次表示,香港回归后要去香港看一看。但遗憾的是在距1997年7月香港回归只有五个月时邓小平逝世。

    1月20日上午,邓小平参观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1984年邓小平站在国商大厦看国贸大厦,说下次要到国贸大厦,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1984年国贸大厦开始建设,只用一年多时间建成,楼高160米,地面50层、地下3层,是当时国内第一高楼。建设者们采用了最先进的滑模工程技术,创造了3天一层楼的世界纪录,此前的世界纪录是4天一层楼。从此,3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闻名中外,成为深圳的象征。国贸大厦顶楼是旋转餐厅,转一圈约1小时,可以看到深圳和香港两地。邓小平到深圳时说,我已退休了,你们不用汇报工作,我就走一走、看一看。在深圳几天,邓小平除了坐车就是参观,没有太多时间坐下来。旋转餐厅有一个长条桌,李灏让工作人员摆上了深圳总体规划图,对照窗外的实景汇报深圳的规划和建设。邓小平兴致很高,坐了40分钟,旋转餐厅是邓小平深圳之行停留时间最长、谈话最多的地方。国贸大厦裙楼是深圳当时最繁华、最高档的商城,游人如织。商场中间是四层高架层,地面是大厅和喷泉,门店都在各层四周。当人们知道邓小平在国贸大厦时,上万人守在各个楼层的廊道里等候。邓小平乘观景电梯下到地面正好是空旷的大厅,四周各个楼层都能看到邓小平。人群顿时爆发出热烈掌声,高喊“小平,您好”;邓小平也频频招手,说“大家好”。有个小伙子不断往前挤,说你们让我到前面看看邓爷爷,我今天的一切都是他带来的。场面非常热烈感人。

    参观完国贸大厦,邓小平来到深圳先科激光公司。这是一家高科技企业,是我国当时唯一的一家生产激光唱片、视盘和光盘放送机的公司。公司董事长叶华明是叶挺将军的儿子,叶华明少儿时代及工作后,都曾得到过邓小平等老同志的关照。一见面,邓小平就认出叶华明,提到了叶华明小时候的一些趣事,关心地询问他和兄弟姐妹的情况,叶华明非常感动。随后邓小平来到展厅、车间,观看各种产品和制作过程,邓小平对高科技产品很感兴趣,听到精彩介绍时不断鼓掌。叶华明汇报公司每年生产几百部国内外电影视盘,邓小平马上问版权如何解决,叶华明回答按国际规则购买版权。邓小平点头称赞。邓小平参观先科公司,在深圳科技产业界引起很大反响,大家深受鼓舞。

    1月21日上午,邓小平参观华侨城。成立于1985年的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现在是一家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中央企业,它所开发的区域叫华侨城。1989年建成国内首个主题公园“锦绣中华”,其品牌还有“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之窗”等。当邓小平来到中国民俗文化村各个民族村寨时,沿途各族演员载歌载舞表示欢迎。在锦绣中华微缩景区,邓小平参观“天安门”“故宫”,在“布达拉宫”前与家人留下一张全家福。

    1月22日上午,邓小平参观仙湖植物园。1983年建设、1988年正式对外开放的仙湖植物园位于深圳东部,是观赏植物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也是科普和旅游之地。这里东靠梧桐山、西临深圳水库,山峦叠翠、风景如画。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也赶到这里与邓小平会面,两位老战友非常高兴,先在室内观赏区参观,然后一起走到湖边一片开阔的草地,分别种下两棵高山榕。高山榕在广东非常普遍,深受老百姓喜爱。现在,邓小平和杨尚昆种的高山榕已成为仙湖植物园的著名景点。

    1月23日是邓小平在深圳的最后一天,上午邓小平在深圳蛇口客运港乘船去珠海。蛇口客运港位于深圳西部珠江入海口,从迎宾馆到蛇口客运港约一小时车程。李灏感到这是难得的一次汇报工作的机会。一上车,李灏马上讲到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特别关税区、依法治市、农村城市化、撤县建区等工作。邓小平听后说,这些我都赞成,大胆地去干。李灏说,我们一定努力干,尽量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邓小平当即严肃地指出,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要敢闯,而不是首先考虑犯不犯错误,发现问题要赶快改正。下车后有个小插曲,邓小平已经走到码头船边,突然转过身来回走几步,高声说道:“你们要搞快一点。”意在时不待人,中国过去落后了,只有快才能赶上来。

    《深圳特区报》1992年3月26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副总编辑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这是第一次公开全面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各媒体纷纷转载。

    南方谈话解决了改革开放几个关键问题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在深圳谈话的中心内容,也是南方谈话的中心内容。当时,改革开放处在不进则退的境地,南方谈话解决了改革开放几个关键问题,从而消除了改革开放的疑虑,为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问题一:深圳姓“社”不姓“资”。建立经济特区在我国是一大创举,主要任务是作为改革开放先锋进行试验。作为最早设立经济特区的深圳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争论也比较大。当时的争论主要围绕深圳姓“社”还是姓“资”,是特区还是特权。有人认为深圳除了红旗是红的,都变颜色了,甚至提出关掉经济特区。如何认识深圳经济特区,既关系到经济特区的前途,也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前途。南方谈话首先要解决的是深圳经济特区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

    1992年1月19日上午乘车参观,一上车邓小平就询问李灏深圳利用外资的情况,也引出了姓“社”姓“资”的问题。李灏汇报说,深圳的定位是外向型城市,资金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企业以外企为主,外资在资金总量中占1/4,其中主要是香港资金。(当时外界说深圳是资本主义,外资就是“罪状”之一,李灏不敢讲外资比重太大,实际上外资的比重已超过1/4),其中主要是香港资金。

    邓小平说,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多搞“三资”企业不要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邓小平接着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邓小平讲完,车上同志们热烈鼓掌,大家终于吃下了定心丸,所有疑虑云消雾散。肯定深圳是社会主义,就是肯定深圳的改革开放,肯定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

    问题二: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很长一段时期内,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重要标签,我们甚至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对抗西方资本主义,我们采取“一边倒”,学习和依靠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主要是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能迅速调动各种资源,举全国之力,建立国民经济初步基础。但是带来的弊端也很突出,主要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以及政府干预微观经济事务过多。只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才能保障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后,以市场化为导向,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和主体,以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为配套,进行了价格体制、外汇体制、金融体制、土地体制、住房体制、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方面的改革。首先进行价格体制改革,取消所有购物票证,放开物价,商品随行就市,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在生产要素方面,不再由政府调拨,而是市场配置。将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在国内第一次公开拍卖土地使用权,此举成功将最重要生产资料土地推进市场。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保障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率先建立证券交易所,培育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政府不再直接管企业,不再管微观经济事务,而是宏观管理,通过经济杠杆调控经济。大力发展商会、协会等社会组织,使其成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深圳市场化的改革,为市场经济的提出做了实践准备。

    与此同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987年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认为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机械论。我们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

    邓小平南方谈话第一次对市场经济这个敏感问题作了公开论述,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总之,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最大贡献是解决了思想和理论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不涉及社会性质问题。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是全世界人民创造的,为全世界所拥有。李灏后来回忆说,陪同邓小平五天,印象最深刻、感受最强烈的是他关于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论述,因为突破了我们固有认识。对外开放不仅仅是经济方面,也包括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当然也有市场经济及与它相适应的行政体制、社会体制、思想观念等。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经济体制的转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指出,这不是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市场经济是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的经济,从而为非公有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敞开了大门。

    问题三: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说:“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与时俱进是其品质。

    邓小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84年,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的基础,与马克思主义设想的社会主义基础有较大不同。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踏上了改革开放征程。而改革开放就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来到深圳的第二天参观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时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说这句话的时候,动作非常有劲,声音非常洪亮。国贸大厦的这次讲话,表达了一个强烈信号:改革开放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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