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团结东北各族人民，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对东北抗联一直十分重视和关注，不仅高度赞扬抗联的英勇斗争，而且就支援抗联作出战略部署，对于鼓舞抗联指战员的抗日斗志，推动东北抗日斗争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东北抗日联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包括东北抗日义勇军前期的斗争）长达14年。在敌强我弱、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抗联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旗帜，团结东北各族人民，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对东北抗联一直十分重视和关注，在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献和他个人著作、讲话中，曾多次高度赞扬抗联的英勇斗争，就支援抗联作出战略部署，对于鼓舞抗联指战员的抗日斗志，推动东北抗日斗争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毛泽东提出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组织和领导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东三省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冲破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禁锢，组成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揭竿而起。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兴起之时，毛泽东就特别强调对义勇军的组织和领导。1932年，毛泽东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和《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指示：“当着红色游击队向外发展到接近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地方，则应领导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自动的武装起来，实行游击运动，直接对日作战”。1932年4月15日，《宣言》和《训令》正式发表。文件传到东北后，被当时正在创建磐石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杨靖宇翻印并广泛宣传，有力促进了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这是东北抗联文献中提到的第一篇毛泽东著作。1934年1月24日至25日，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再次把组建和领导东北义勇军作为中华苏维埃“领导反帝斗争与白区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他指出，“苏维埃政府必须加强对于全国反帝斗争与国民党区域工农革命斗争的领导”，“特别在东三省、热河、察哈尔、华北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地带，组织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领导旧有的义勇军，使之脱离国民党的反动影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坚决的作战。”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杨靖宇化名张贯一当选为委员。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精神和杨靖宇当选的消息，极大振奋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

毛泽东高度评价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和历史贡献

东北抗联教导旅部分官兵

毛泽东多次高度赞扬、充分肯定东北抗联的英勇斗争和历史贡献，并以此说明中国人民是有能力抵御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的。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1935年11月同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机关报《红色中华》记者谈话，痛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的所谓对外方针的演说，同时指出“满洲义勇军数年顽强抗战的经过”足以证明“中国有力抗日，有力来恢复失地，并争取民族的独立自由”。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等救国会负责人的信中写到，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抗战“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国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与帮助。”这一评价精辟地指出，东北抗联的作用不仅在于给日本侵略军造成了兵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更在于它对全国抗战的战略意义和精神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也正如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的：“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在论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毛泽东首先提到了东北抗日联军并指出：“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这也是毛泽东对东北抗联历史地位和贡献的一个经典评价。

毛泽东深刻总结东北抗联斗争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十分注重总结东北抗联在斗争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多次要求全党予以重视和借鉴。193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东北抗联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道：“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了三项东北抗联的工作重点和成败关键，即党的领导、建立山村根据地和共同反对民族敌人。其中，关于建设根据地的经验，毛泽东曾特别赞扬由杨靖宇主持创建的长白山抗日根据地，把它列为几个根据地之首，认为它“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关于共同反对民族敌人的经验，毛泽东曾指出，东北“也是民族统一战线，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其他的派别及各种不同的军队与民众团体，他们已在共同的方针下团结起来了”。此外，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同美国进步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把东北抗联发动农民群众、组织游击队的经验作为全民族抗战的榜样，指出：“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历史证明，东北抗联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以山村根据地为依托，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结果。

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领导全党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在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第七次修改时，他亲笔加了一段话：“应当指出，在九一八以后，我党曾领导了东北义勇军······等项抗日的方针与工作，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可惜，由于否认同中间阶级及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联合抗日的可能性，以致在这些工作中不能不犯左的错误。”这段话客观地指出东北抗联和全党一样，受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执行脱离东北实际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从而阻碍了抗日游击队的发展。

毛泽东积极部署对东北抗联的支援配合

毛泽东始终关注东北抗战的发展，多次从战略层面对支援抗联作出部署。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东北继续屠杀中国人民，而且把魔爪伸向华北。东北抗战在形式上是局部战争，但在本质上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先声。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政治路线上的“左”倾错误，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研究了主力红军与东北抗联互相配合的问题，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主力红军······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发起东征，渡黄河挺进山西，直指热河、察哈尔、绥远。在得知主力红军东征的消息后，1936年6月和11月，杨靖宇两次组织抗联第一军西征，试图打通同东征红军和中共中央的联系，虽因敌强我弱等原因，未达到目的，但也沉重打击了日伪统治，扩大了东北抗联的政治影响。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九天，毛泽东就同朱德一起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指示“以二十七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兵团共三千余人，编成一游击师派去，活动于热、察、冀间，而多派红大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这是全民族抗战后，毛泽东首次提出对东北抗联的援助问题。此后，毛泽东越来越把东北战场作为全国总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关注。在1937年8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中，把“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全国军事总动员的九大任务之一，明确表示要“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同时，毛泽东十分重视八路军挺进东北，领导部署了创建冀热辽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提出在热河、河北交界的雾灵山一带发展新的游击区，指出“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次日，毛泽东又电告朱德、彭德怀，提出应派精干部队去雾灵山发展。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冀热辽根据地发展很快，至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15个联合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与东北抗联在战略上形成了遥相呼应的态势。

毛泽东在延安

除在军事上部署对东北抗联的援助外，毛泽东还十分关注与抗联建立联系问题。由于客观原因，中共中央与东北党组织及抗联部队的联系在1938年以后就中断了。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为落实毛泽东的指示，1939年初，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并抽调一批东北籍干部成立了东北干部训练队，派人到晋察冀边区建立交通站，物色熟悉东北情况和能在东北活动的干部去东北工作。此后，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分别成立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机构都曾派出干部，深入东北，开展地下工作。1944年初，毛泽东看到上报的《满洲工作报告》后，高兴地说：“满洲也不是铁板一块。满洲工作大有可为。”虽然由于关山险阻、敌人封锁，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未能实现，但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党在靠近东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在东北开展秘密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向东北渗透，这些都为中共中央收复东北奠定了重要基础。

（作者：石慧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