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事业中，有两大历史性贡献影响深远：一是领导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二是领导创立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成功开辟在改革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两大历史性贡献贯穿着一个思想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习近平总书记说，邓小平一生的奋斗历程，充分展现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温他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和非凡胆识，对于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领导全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的发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拨乱反正，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新局面。但是，遇到了阻力，这就是当时一些人提出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这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可是，在当时那样一种氛围中，人们对“两个凡是”很难公开表示异议。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最先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两个凡是”。1977年 2月，他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1977年 4月，他又指出：“两个凡是”不行。1977年 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指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他又强调，即使是正确的话，也不能到处搬用，“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他还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将其“当作体系来看待”，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些论述带有很强的思想理论性，从政治和哲学高度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批判。

1977年 7月 16日至 21日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中心内容是强调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其锋芒依然是指向“两个凡是”。他说：“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更不能“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否则就是“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

1978年 5月 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公开发表，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但是，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认为这篇文章是“砍旗”“丢刀子”，是“方向性错误”。一时间，形势变得严峻起来。邓小平在 1978年 6月 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给予坚决有力的支持。他说：“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此前后，他还同许多同志谈话，到外地视察时发表讲话，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这场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可以说，这场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

1978年 12月 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正在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认为这场大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提出：“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篇讲话极大推动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成为当代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

二、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

在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种右的错误思潮。有人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否定他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借口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发生的失误而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又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一次表现出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和作为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他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写作和修改。

邓小平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毛泽东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强调，对于毛泽东的错误，当然应当批评和纠正，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了实事求是的高度评价，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区分，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决议》对构成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六个方面问题及其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作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强调这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从而有力地反对了两种错误倾向：“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

同时，邓小平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年的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他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是曲折前进的十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前十七年中出现的错误相比，则“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的原则立场。在这个问题上，《决议》指出，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三、立足中国国情，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一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那就是将苏联在 20世纪 30年代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神圣化、凝固化，认为坚持这个模式就是坚持社会主义，违背这个模式就是违背社会主义。这种情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毛泽东对此早有察觉。1956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以苏为戒、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限制，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并对如何正确解决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第一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科学思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个基本结论，是对我国，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这个基本结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充分体现邓小平继承前人又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主题词，成为党和国家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的主题主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深深植根中华大地的社会主义。国情决定国策。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过去“左”的错误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制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都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国情基础上的。有了这个根本的立足点，我们就会更加自觉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四、强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理论最鲜明的特色。他在领导这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中反复强调，没有现成经验可供照搬，只能依靠全党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和创造。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邓小平理论处处体现尊重实践的科学态度和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精神。他说，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在改革开放中，常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争论，怎样对待这些争论？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一条思路、一个观点、一个办法，是否正确，要由实践作结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不要搞抽象争论，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在试验和探索中犯了错误怎么办？邓小平说，第一，不要怕。“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第二，随时注意总结经验。“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

在改革开放中，有人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凡是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凡是不符合“三个有利于”的东西，都不是社会主义的。这就使人们获得了思想大解放。

尊重实践同尊重群众是一致的。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是我们党的智慧之源。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贯穿邓小平理论的又一个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他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落脚点。他十分重视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和创造，反复强调，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是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谈到农村改革，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谈到办经济特区，邓小平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正是这种尊重群众根本利益和首创精神的立场和态度，使邓小平理论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始终保持其蓬勃生机与活力。

五、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辩证法也是认识论。没有辩证思维，不可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的名言。1945年 2月 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说：“邓小平同志讲：事情怎么样办？照辩证法办事。我赞成他的话。”1957年 1月 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又一次提到邓小平的这句话说：“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这句话的高度重视和赞同。

关于如何才能做到遵循辩证法，邓小平主张讲两句话，即认识世界要讲“两点论”。事物都是矛盾，矛盾都包括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讲两句话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片面性也是主观性。所以，总结经验、观察形势、制定政策、看人论事，都要讲两句话，反对任何一种片面性。比如，邓小平讲到马克思主义时说，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讲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讲到党的领导时说，坚持党的领导，又要改善党的领导；在南方谈话中讲到反对党内错误倾向时说，有右反右，有“左”反“左”，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讲到分配原则时说，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等等。这些都是两句话，而不是一句话。

邓小平还有一句话，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改造世界的“两点论”。他强调了一系列的“两手抓”，包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等。不但要“两手抓”，而且要“两手都要硬”。他多次批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1986年 1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在 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专列一节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把它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六、坚持求真务实，反对形式主义

邓小平说：“我是实事求是派。”这不仅表现在他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上和他治党治国治军的大政方针上，而且表现在他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上。邓小平是一个求真务实的人。他讲话言简意赅，朴实无华，理论结合实际，讲道理不空泛，讲实际不琐碎，受听管用。他讨厌空话套话，反复强调反对形式主义。

20世纪 60年代初，邓小平经常提到的“猫论”，就是典型的务实之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本是刘伯承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说的是革命战争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邓小平活用这句话来讲当时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他指出，恢复农业生产，“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这就是说，形式服务内容，手段服从目的，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好办法。后来他讲的生产力标准、人民满意标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等，都体现了这样一种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针对当时思想僵化半僵化状态，提出领导干部不要只是当“收发室”。他说：“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他批评一些人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少。他十分厌恶形式主义，强调：“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形式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这些话距今已有 30多年，今天读来依然感到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他说：“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我们要深入学习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作出新贡献。

作者：杨春贵，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