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说道：“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某种程度的行动上”的表述，是否意味着其在世界观层面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在政治实践层面选择共产党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组织载体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如何理解这个时间差及其隐含的青年毛泽东对各种政治组织形式选择的转变过程？从中又可以对青年毛泽东的政治组织观形成怎样的理解?针对这些问题，既有研究大多探讨的是青年毛泽东世界观层面的转变，即其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而对毛泽东从主张“民众大联合”到建党这一实践历程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研究青年毛泽东政治实践活动的成果中，大多只是一般性地陈述毛泽东创建新民学会和参与建党之间的联系，而较少论及建党以前毛泽东在选择改造社会的手段层面的心路历程。此外，大多数学者在研究此问题时更重视历史事实的考订和叙述，较少从思想观念层面对青年毛泽东的政治组织观进行概括和提炼。基于此，本文通过整理和研读相关历史资料，试图勾勒出青年毛泽东从主张“民众大联合”到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历程，以揭示这一时期毛泽东选择改造社会的组织形式的演变过程，进而概括青年毛泽东政治组织观的主要内容。

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向何处去”成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必须直面的时代之问。彼时处于求学阶段的毛泽东亦在探索过程中经历了从崇拜康梁到以陈独秀为楷模的转变。在实践层面，他摒弃先前信奉的“精神之个人主义”，创建了新民学会，并使其从学术团体逐渐转变为政治组织。此为青年毛泽东政治组织观发生变化的第一个阶段。

(一)修学储能：青年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初步形成

思想的转变为实践路径的选择提供方向性指引。毛泽东亦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中不断尝试，并作出了抉择。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毛泽东虽积极加入革命军，但仍以康梁的变法思想为圭臬。这种改良主义在1912 年毛泽东所作的《商鞅徙木立信论》一文中体现得颇为明显。他感慨“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亦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毛泽东认为法令完善、政民相倚，民众就能得到幸福。可民众相信法令并能通过法令伸张自己权利的关键在于破除守旧愚昧的观念。至于化解民智未开之道，彼时的毛泽东寄希望于圣贤救世济民，并担当起改造民众思想之重任。这表明在历史观层面，毛泽东尚未脱出“圣哲”创造历史的藩篱。对于政治体制，他也曾赞成君主立宪制，后来亦在文章中宣传：“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显然，此时毛泽东对政治的理解尚浅，尚未辨析孙中山与康梁主张的不同。尔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5年半的求学经历对毛泽东思想观念的影响颇大，如其在自述中所陈：“我在这里……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及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皆与当时毛泽东等有志青年对于“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这一问题的探讨密切相关。他们开始醒悟到不能沉浸在个人冥想和陷入“人自为战”的境地中，而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此外，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诸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由此产生。于是，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当然，彼时主张成立共同体的毛泽东并非已具有自觉的“群体意识”。1915年至1918年间，其所强调的仍是个人独立的自我中心倾向，求友互助是为了自我品性改造和学问进步，这是实现变革政治、国家应以变革人心为目标的基础。这样的思想观念也体现在后来新民学会的宗旨和性质上。

(二)社会行动：新民学会从学术团体逐渐转变为政治组织

五四时期，全国各地知识青年多有自发的进步组织。1918年4月，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会议讨论通过了会章，并以“新民”为会名。“‘新国’当首先‘新民’，把以‘改造国民性’为核心的思想革命当成政治革命的前提和基础，构成了毛泽东当年政治哲学思考的主要内容。”在此时的毛泽东看来，“革命”即人观念上的革新。由此就不难理解学会为何将其宗旨确定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总而言之，新民学会成立之初是一个侧重于学术的团体，政治性还比较模糊，注重个人品行修为，以图改造国民性。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新民学会成员只追求“独善其身”，其日常活动恰如1936年毛泽东对新民学会的评价：“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此外，会章还规定了会员须遵守的纪律及向学会汇报思想、工作和学习状况的义务。相比同期其他社会团体，新民学会纪律有一定约束效力，但并无组织层面的严格要求。这样无鲜明主义，亦无严明纪律的组织自然无法承担救国救民之大任。不过，毛泽东和蔡和森在3个月后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蔡和森在信中就毛泽东提出的新民学会组织活动问题，写道：“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不难看出，他们已不满足于老师杨昌济那样只潜心学术和教育之道，冀图更直接地参与政治。但他们设想的参政，既不同于只批评政治的所谓“清流”，亦有别于直接在政治舞台上钩心斗角的各种政党。这种思想性质的转向为学会发展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奠定了基础，也为与主张温和改良的学会成员之间的分裂埋下了伏笔。不过从后来的实践活动看，新民学会的工作重心放在了留法勤工俭学上，仍未脱离教育范畴。有意思的是，此时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思想上还有一定差异。据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教的沈宜家回忆，蔡和森经常讨论的是俄国十月革命，信仰共产主义及信赖俄人。而1919年2月至3月间，毛泽东与他交游中却“不说一字政治，更不及共产、苏俄，只偶及易经大道”。“一字不言政治”或是沈宜家的夸张之语，但此阶段的毛泽东的确更相信“少谈点主义，多研究问题”。这是毛泽东对彼时中国形势的判断，其以为现时不是全力做事的时代，劝会友亦莫做事多于求学。这样的观念认知表明，毛泽东与完全信仰共产主义并选择政党这一组织手段进行社会革命尚有一段思想和实践的距离。

(三)路径选择：青年毛泽东坚持“以教育为手段”

纵观此阶段，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的组织形式选择，主要是从期望大哲学家、大伦理家等圣贤开化人心和改造世界到“嘤鸣求友”，创建新民学会的转变。处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囿于种种限制无法直接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可以明确的是，彼时的毛泽东已确立改造社会、建立新国家的远大追求。且其背后一贯的思路是希冀以教育为工具，唤醒民众，以谋救国之道。青年毛泽东之所以会以教育为手段，采用学会和夜校的形式，大抵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用教育改造国民是毛泽东毕生追求的事业。国家快要沦亡，皆因千年来民智未开，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而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更让他们惊醒：“先觉者们进行的救国斗争所以屡遭失败，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也是一个根本原因。”因而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性成为当时先进分子的共同主张。1917 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表示，要从宇宙之大本大源，即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为毛泽东乐于“当教书先生”的初心，亦是他坚持办夜校的缘由。因为这既是接触社会的好机会，又是当时社会状况下造就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人才之良道。其二，之所以选择“学会”这种组织，实则也是深受梁启超政治主张影响的结果。梁启超认为，学会乃实现“惟强吾国之知”目标的不二途径。“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的学会对维新运动的推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梁启超言：“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讲求新学、议论时政的“学会”组织颇能满足毛泽东广人才、开民智的追求。其三，此时北上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毛泽东结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名流学者和大批有志青年。这使得他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不过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态是“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当时毛泽东尚未对马克思主义建立坚定信仰，当然也就不会选择政党作为改造社会的组织形式。而民国初年“不党主义”思潮的影响，更是让革命青年对政党心生嫌隙。政党政治弊端的显露让不少先进分子和民众对政党失望。曾大力推崇政党政治的梁启超在《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中感慨道：“吾为此惧，故吾于政治团体之活动，遂不得不中止”，“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可以推见，处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群众型”“革命型”政党还未真正成为其改造世界的组织载体时，难免受到“不党主义”思潮的影响。因而，吸取强学会依附旧势力的教训，创建“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和“不依赖旧势力”的新民学会就成为一个较好的选择。不过，内忧外患的激变时局加速了新民学会转向革命组织的步伐。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这促使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爱国主义思潮成为当时最有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社会思想潮流，社会各阶层的有志之士皆投入其中，毛泽东亦如是。在此期间，毛泽东领导了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他以新民学会为基础，先后成立了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组建湖南改造促成会，又建立长沙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作为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开展现实斗争的阵地。在思想上，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更清晰地意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并在第二次北京之旅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在政治组织观方面，经历了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毛泽东不再相信旧有政权结构的内部改革能够成功，也不再单纯依赖非主义结合的社会组织，而是“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一)思想转变：从“精神之个人”到“民众的大联合”

“合群”“联合”的主张自民族危机日渐加深之际即已萌发。不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均曾提出“联合”的思想。可其实践效果诚如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批评，“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幸〈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尔后，平民主义、互助论和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传播让民众联合理念在爱国浪潮涌起的中国生根有了更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了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创办了《湘江评论》，并以此为阵地宣传新思潮和介绍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连载长文《民众的大联合》。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彼时世界与中国的境况是“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至于改造之法，毛泽东以为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的道路固然不错，但皆非根本。直接的政治介入促使他转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毛泽东不再致力于从精神方面探讨宇宙的大本大源，而是深刻意识到社会变革需要组织起来，实践的工具也只能是“各种社会和政治组织”。因此，他主张“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表明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再执着于个体解放的探索，亦抛弃圣贤济世救民之道，更明确地认识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全体人民的联合，民众应当起来与强权统治作斗争。至此，“‘群体意识’已潜在地，并日趋明朗地成为他思考的重心与主题”。对于民众联合后的具体行动策略，毛泽东虽肯定十月革命已引起了整个世界形势的根本变化，但此时仍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他却主张“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因此，相比于号召同强权者拼命的马克思，毛泽东认为较温和的、不急于见效的克鲁泡特金派的思想更深远。“从平民了解入手”，强调“联合”“合群”，既是巴黎和会后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怀疑、失望的反映，也是毛泽东对彼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即中国暂不具备俄国革命成功的条件，“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由此，他进一步提出民众联合的基础是“共同利益”。不同境遇和职业的群体因共同利益的不同，可以组成大小各异的小联合。诸如农民、工人、学生、妇女、教员等都应根据自身的利益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改革和斗争。不难看出，“呼声革命”和各利益群体的联合在毛泽东的认知和思想中非常清晰。但这样的联合远非主义凝聚、纪律严明的革命方式。

(二)政治实践：主义信仰与组织形式选择的短暂错位

军阀张敬尧的蛮横和谭延闿的伪善促成了青年毛泽东的两次重要政治实践。驱张运动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领导发动的、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也成为毛泽东再次北上并加速思想和实践转向的直接原因。抵京后的毛泽东迅速组织起“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进行请愿活动，随即又成立平民通讯社发表大量驱张稿件、电报、宣言，并分送京、津、沪、汉等地报刊。尽管最终迫使张敬尧离开湖南的是直系军队和湘军的武力威胁，但驱张运动的奔走呼号仍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毛泽东这次北京之行的更大收获是接触到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资料。他读了很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热心搜寻当时为数不多的共产主义译著和文章。毛泽东坦言：“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不过他又谨慎地表示自己在理论上以及只是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和行动上的不完全吻合清晰地体现在了毛泽东两种看似矛盾的实践中。一方面，他没有立即全身心投入建党、进行武装革命的工作中，而是在谋划另一“根本性改造”——建设一个理想湖南。湖南自治运动成为毛泽东在该阶段又一关键的政治实践。他和彭璜等新民学会会员发起成立“湖南改造促成会”。这是一个寻求如何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途经上海的毛泽东又和陈独秀讨论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返湘后，毛泽东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湖南自治运动上。另一方面，思想观念上的转向又促使他调整了新民学会的工作方向——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易礼容等利用湖南军阀谭延闿用所谓“民主自由”装点门面的政治环境，创办了文化书社。关于书社的发起缘由，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申明：“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而造成此等状况的原因是，“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毛泽东这份公开申明，一是彰显了他的地方自治思想。“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没有各个地区民众的觉醒和勠力同心，难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因此，通过地方自治凝聚小群而集成大群，在彼时复杂的境况下最为可取。二是这里的“新文化”已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而是社会主义文化。所谓“新思想”亦指马克思主义。俄罗斯研究会便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三是主张用马克思主义开启“民智”，进而实现“民治”。可是在当时的现实状况下，何种行动方案能改造中国社会呢?思想和实践仍处于错位状态的毛泽东选择了“湖南自主、自立，废督裁兵，公民制宪，实行民治”的改良路径。对此，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解释道：“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然而结局可想而知，面对军阀暴政，这场与虎谋皮的自治运动注定失败。

(三)缘由剖析：“主义的认定”与“政党的选择”何以存在时间差

此阶段的毛泽东在政治组织观上主要完成了从看重个人力量、以教育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工具到深刻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的转变。他呼吁各种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组织起来，建立各类促进会，组织宣传、请愿、游行等政治斗争活动。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是，他已经在理论上以及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从上述毛泽东的实践历程来看，他在思想观念转变和实践工具的选择上存在时间差。这说明毛泽东对“主义”的认定与对“政党”组织的信赖并非同步发生。在这里，他使用“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这一限定语，至少表明当时他并没有把重心放在共产主义活动上。首先，从彼时的社会思潮观之，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虽然让中国社会思想局面为之一新，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仍旧是当时引人注目的重要社会思潮。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等皆属于这一范畴。青年毛泽东政治实践路径的选择难免受此影响。其次，1920年，毛泽东虽也参加了一些建团建党的实践活动，并创办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书社以及俄罗斯研究会，但彼时他仍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远非后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毛泽东深知“流血革命”的残酷，转而主张“呼声革命”，即依靠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各类职业群体开展平缓、不流血的变革，期望以“社会互助”的改造模式达成变革的目的。具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便是青年毛泽东非常推崇的一种实践路径。此后，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湖南共和国”，开展请愿式的湖南自治运动，“可以说，这是‘新村理想’的进一步放大和具体化”。但各省自治这一理想的国家模式回避了国家的阶级本质，行动策略亦未抓住阶级斗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关键要害。因此，无主义凝聚的“呼声革命”在军阀的武力镇压下迅速溃败。对于这场运动，毛泽东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

青年毛泽东政治组织观及其转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