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一中读书时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毛泽东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其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忧国忧民意识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社会现状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和思考上。《商鞅徙木立信论》可以说是毛泽东这一思考的发端。时任湖南省立一中的国文教员柳潜先生给毛泽东的这篇作文打了100分。

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继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之后，再次提出“两个相结合”思想，“第一个相结合”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个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里谈谈毛泽东思想的“第二个相结合”。

毛泽东一生酷爱优秀传统文化，善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化古为今，点石成金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传统文化。他从小就博览群书，涉猎面极广。他不仅用心攻读过“四书五经”等经典古籍，还读了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思想家的著作，以及浩瀚的二十四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116卷《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和郑观应等人的近代时政著作。他在上中学时写的论商鞅变法的习作，被老师嘉奖为“才气过人，前途无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这位老师尽管有过人之识，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教的这个学生会成为新中国缔造者的“伟大之器”。

毛泽东的过人才气，并非天生的。他出身不是书香门第或官宦世家，乃山村农户。他的才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谙熟，完全是靠一勤二奋获得的。光“勤”不行，一定要“奋”，“奋”有目标，是动力。为了获取更多知识，毛泽东在长沙读高等中学期间曾退学半年，到省图书馆进行自修，像牛闯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攻读了大量书籍。他的传统文化深厚根基，主要是在青年时代奠定的。

毛泽东酷爱古籍，但不拘泥古籍。他倡导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里的中国具体实际，既包括现实实际，也包括历史实际。对于后者，即是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为革命事业服务。这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他对“实事求是”的新解。“实事求是”本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成语，典出东汉班固的《汉书》。那时的汉朝皇帝在河北的河间地区（今河北省河间市）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称赞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意是讲治学态度，做学问要注重事实根据，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毛泽东是湖湘子弟，强调经世致用的湖湘之学很重视实事求是思想。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寄居岳麓书院，对讲堂檐前那块“实事求是”匾额铭刻于心。毛泽东深谙实事求是的要义，投身革命后使之渐渐成为寻求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抗战期间，他经常引用这个广为人知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语，来讲述共产党的思想作风、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才能引导中华民族到达解放之路时，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用它来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质。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给这个千年前的古典成语赋予新的含意，指出什么是实事求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中国文明数千年，古典成语万万千，但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金句的成语，无有出其右者。“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代名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不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而且在相结合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并践行了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就其大者，至少有四：

一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文化极其丰富，但这些文化主要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因而异常庞杂，精华和糟粕并存，有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虽然非常酷爱本民族传统文化，但态度一直很鲜明，即决不能不加区分地兼收并蓄。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有很多好东西，但也有许多毒素和糟粕。这些东西对于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必须抛弃。清理古代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里讲的“封建性的糟粕”，就是那些毒害青少年、毒害人民的迷信文化、腐朽文化、邪恶文化、厚黑文化和反动文化等；“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那些属于“真、善、美”，对人民有益无害的文化；要发展的“民族新文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这样的新文化，无疑是“提高民族自信心”，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必要条件。这一条是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基本原则。

二是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对于“封建性的糟粕”要抛弃，对于“民主性的精华”是否就可以照抄照搬呢？非也，不能简单地“继承”，必须进行一定的改造，即“批判地继承”。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这个“批判地利用”，也就是他讲的“推陈出新”。怎么“批判地利用”或“推陈出新”？他不是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吗？他本人对孔夫子给予的总结，为“批判地利用”历史文化中的“民主性的精华”，或使它“推陈出新”，提供了很好借鉴。在延安时期，他对孔子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孔子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音乐家。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认为：一是孔子有不少缺点，如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二是不赞成孔子的许多思想，但又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这种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应当说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具体问题具体研究的一个典型。

三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讲到古今问题。他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这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人的衣裳一样。什么叫“古”？“古”就是“历史”，过去的都叫“古”，自盘古开天地，一直到如今，这个中间过程就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只了解）现在是不够的，还须通过去。“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通古今就要学习，不但我们要学习，后人也要学习”。

毛泽东认为，尊重历史，不是颂古非今。“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使之“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毛泽东贯通古今，将古书读活了，信手拈来就能为革命所用。他在延安纪念七七全民族抗战两周年时作报告讲《封神演义》的故事。他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随后，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就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四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方针。他在多次会上说：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他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来是说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有儒、道、法、墨、阴阳、名、纵横、杂、农等各家，著书讲学，展开争论，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后世称这个时代的学术氛围为“百家争鸣”。“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

毛泽东为我们党提出的这些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如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评价毛泽东思想指出的，“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著作浸润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墨香

1943年共产国际为适应形势发展需要，便于各国共产党根据各国实际情况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宣布解散。中共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国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的卓越代表。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不是对中国旧传统的复归，而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中国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里，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还要有新文化。毛泽东在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既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标识，也为缔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中华民族新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创造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文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民族新文化，首先是具有坚持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新思想。这个新思想要通过民族形式来表现。这个民族形式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风。

毛泽东创造的中华民族的新文风，特别强调反对洋八股和党八股。这两种八股都不是为人民大众的。他为其列举了八条“罪状”，主要有：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毛泽东说：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

就毛泽东的文章言，新文风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他在早年求学时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那年他20岁，刚出乡关进省城，就有这样的高远志向，很了不得！12年后，被选入《毛泽东选集》四卷开篇之作的开篇之语就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种非凡气势谁见过？不是非凡政治家，谁能有这种高屋建瓴的非凡之言？！语不惊人誓不休，这是“毛文”的一大特点。二是文野相济，雅俗汇融。中华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主流经典文化和非主流草根文化。毛泽东不仅熟悉经史子集等主流经典文化，而且对非主流的草根文化也充满浓厚兴趣。许多历史故事，无论是经史子集中的还是野史杂书中的，他都能如数家珍地娓娓道来。他的文章这种“文野相济，雅俗汇融”之风，在党内的文章大家中可谓“高路入云端”。三是叙议画龙，用典点睛。这是毛泽东文风的又一大特点。凡是文章大家，写的文章不仅要让人家看得懂，更重要的是让人家看得有味，有文有质，深刻生动。毛泽东叙事议理很讲逻辑，明白晓畅，清彻碧透。凡能用典使文章更生动、更入神的地方，他能顺手拈来一个，使所画之龙起到“点睛”飞天作用。从而，文章就有灵动感。所谓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完全用活了，堪称典范。

毛泽东创造了哺育一代又一代广大干部群众的新文体。毛泽东独特的文风，无疑会形成独特的文体。它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印记，一看便知是“毛文”。它的特点是，既能将深奥的学理化成妇孺易懂的大白话，又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既能纵横捭阖、辨析剥离，又能汪洋恣肆、磅礴“收官”。如《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写的。文章不拘俗套，开门见山就写道：“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于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么，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短短一段论理，将那些官僚者批评得痛快淋漓！既显“霸气”，又以理服人。接着，他批评本本主义者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段议论不到200字，却将马克思主义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就是“毛文”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