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中国共青团史上，任弼时是唯一担任过团中央名誉主席的领导人。这是因为在他30年的革命生涯中，与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共青团组织有着不解之缘。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是1920年于上海加入青年团，他辞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为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撰写的纪念文稿。他的人生实践表明他是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共青团组织优秀领导者，他为中国青年运动和中国的共青团组织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任弼时出生在20世纪初，他出生时中国刚刚蒙受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巨大民族耻辱，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近代中国最混乱、最贫弱、最痛苦、最黑暗的年代。这时虽然有辛亥革命发出的一线曙光，但转瞬之间就被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所湮没，中国已经完全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11岁时，任弼时考入长沙第一师范附设高小部读书。来到省城读书求学的任弼时除了学习学校的功课外，还经常翻阅报纸和中外名人传记，关注时事，涉猎历史、地理知识，从中寻求自己人生的道路和救国自强的途径。在这段时间里，国内先后发生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和护国战争、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五四运动，这些事件对任弼时产生深刻思想影响。他切身体会到封建军阀带给人民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伤痛，这一点在他题为《暑假纪事》的作文中有所记载：“某日晨起，忽闻炮声，家人不以为然，以为乡间神庙之行乡也。及早饭后，始知因汤将军逃走，北兵溃散，新政府开兵攻击故也。越一日，吾家之前亦过北兵。全家之人因逃避山中幸免危险。然而屋中之衣服器具均被其劫去。呜呼！数十年来吾家之不幸莫此为甚也！”此事发生在1916年夏，这种切肤之痛对于年仅12岁的任弼时应该是刻骨铭心的。这样的经历对于任弼时日后深刻认识和理解国情，体会中华民族的灾难，进而立志变革社会是有重要作用的。1918年夏，任弼时虽然年仅14岁，只是高小毕业生，但心中的志向却是“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拯救处于“危急之时”的祖国。

任弼时高小毕业以后，又先后进入明德中学和长郡中学读书，伴随年龄和学识的增长，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愈益强烈，并且由此引发对社会弊端的思考。1918年10月，任弼时在《国庆纪念日感言》一文中直面抨击“以一二人之私见”“破坏全国之安宁，于人民之呼吁置若罔闻”的统治者，同时发出“中国其能免于危亡乎”的慨叹。在参加因搞社会调查而遇害的校友追悼会后写的纪事中，他认为校友“死于盗贼之手”是“我国之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举国欢庆协约国胜利之时，他却“退而思之，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正是基于这位年少学子与祖国共命运的赤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斗争，并且由此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1920年夏，经历了五四运动洗礼的任弼时，拯救祖国、改革社会已经成为他的人生理想和志向。20世纪初，俄国革命的曙光，使一些中国人在救国救民道路上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任弼时也产生了对苏俄的向往。正在他为此困惑之时，得知长沙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组织青年报名留俄，这让他欣喜若狂。恰在这时，他的远房哥哥任新典从上海来信，说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学好俄文后，可以介绍去苏俄留学。任弼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班同学萧劲光，二人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加入俄罗斯研究会。不久，任弼时、萧劲光等人作为长沙留俄勤工俭学团选派的第一批留俄预备生登程赶赴上海。1920年10月，就在他们已经到达上海并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时，长沙长郡中学贴出了将任弼时、萧劲光除名的布告。就这样，任弼时以放弃当时人们十分看重的中学毕业文凭为代价，走过了人生之路的重要转折点，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任弼时进入上海外国语学社以后，经过半年多的学习，通过读《新青年》、读《共产党宣言》，从探索和比较中，找到了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并且很快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时，他思想中的爱国情怀通过与马列主义的结合得到了升华，使得他能够把个人的理想和抱负与人类最伟大的事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由此生发出准备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勇气和信心。1921年4月，经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苏俄方面的联络和安排，决定分批派外国语学社学员去莫斯科学习，任弼时列名其中。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于5月4日写信给任弼时，劝他“谋事上海”，从长计议。年仅17岁的任弼时在收到父亲的信以后，“捧读之余，泪随之下”，他“连夜不安”数日，但最后还是在启程之日，满怀深情地写了一封家书。在这封家书中他写道：“……大人奔走一世之劳，未稍闲心休养，而家境日趋窘迫，负担日益增加，儿虽时具分劳之心，苦于能力莫及，徒叫奈何。自后儿当努力前图，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年未及弱冠的任弼时在这封信里不仅向父亲表示了眷顾、感恩的深情，而且陈述了自己人生理念、报国决心和改造中国社会的抱负。其中造成“同天同乐”的“大福家世界”，应该是源于《共产党宣言》的理念，而“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则是出自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也正是由于任弼时具有这种远大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促使他化离乡别亲之苦为动力，胸怀救国图存的大志，毅然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对于苏俄之行的旅途艰险，任弼时是清楚的。因为他是第三批赴俄学员，已经知道第一批学员被军阀政府逮捕了。但是受理想和信念的驱使他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1921年5月中旬，年仅17岁的任弼时登上了从上海到海参崴的邮轮，开始了赴苏俄找寻救国真理的征程。这趟旅途历时两个月，行程7000余华里，直到1921年7月9日才到达目的地，旅途中充满艰辛和危险。任弼时因患感冒而被日军扣留，并且与其他赴苏俄人员失散。但是他临危不乱，机智勇敢，不但巧妙地摆脱日军检查站人员的盘查，而且果断采取妥善措施安全地抵达伯力，与其他赴苏俄留学人员胜利地会合在一起。

1921年8月3日，任弼时等人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活。由于他的刻苦和勤奋，俄文水平提高很快。一年过后，当担任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时，18岁的任弼时就接替他当上了课堂翻译。语言的突破，让任弼时如鱼得水。他较为系统地阅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提高了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广泛地涉猎各种信息，扩大了自己的政治视野。这样一来，就使得他能够把中国革命和远东乃至世界各国的革命斗争联系在一起，把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进行观察和思考，加快了在政治上成熟的步伐。1922年冬，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加入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光荣序列。

二

1924年7月下旬，任弼时结束了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习后，启程回国。在抵达上海后，立即投身中国青年团工作。先是受青年团中央局委派担任团江浙皖区区委委员，随即又任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编辑员，并向《团刊》《平民之友》供稿。同年10月，团中央局决定任弼时担任团中央俄文翻译，他从此开始参与青年团中央局工作，并且参与了青年团三大的筹备工作。1925年1月团三大闭幕后，任弼时进入团中央局，负责常务工作并任组织部主任。1925年7月担任团中央局总书记。1927年5月青年团四大闭幕后继续担任团中央总书记，直至1928年3月奉调到党中央工作。备受赞誉的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工作，基本是在任弼时领导下开展的。在此期间，任弼时充分运用在苏俄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工作实践，注意把理论与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团工作的实践相结合，从而提出一系列带有规律性和原则性的工作主张，为青年团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开创性的探索。

在任弼时参与团中央工作的时候，中国的青年团组织刚刚正式成立两年多的时间，面对的是国共合作十分复杂多变的形势，青年团必须把稳方向，勇敢应对各种随时出现的问题和挑战，才能赢得青年的认同，壮大组织，充分发挥青年团的作用。

年仅20岁的任弼时在走上青年团的工作岗位时，就面临严峻的考验。当时国民党一大召开已经有十个月了，但是依旧有一批国民党右派人物极力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提出取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把它合并于国民党。与此同时，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提出，在东方国家建立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针对这一情况，任弼时写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苏俄与青年》《在中国应否组织“群众国民革命统一青年团”之讨论》等文，指出青年团是受共产党指挥去作政治斗争的青年组织，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绝对不与一班帝国主义和军阀妥协”，而国民党右派竟然“费许多的光阴和经费印出许多印刷品来攻击他们，这真是令人为国民党惋惜的事”。还用客观事实介绍了联共（布）和苏联政府对青少年的关怀和青少年在苏维埃革命和建设中锻炼成长的情况，并指出苏俄政府对广大青年的培养，将成为未来新社会建设的“新基础”。同时明确表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团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不同意在中国建立与共产党并立、带政党色彩的青年组织，认为带有政治独立色彩的组织之实现，“须由党来决定”。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立，并且组织遍布17个省市的条件下，中心问题是如何在工人、农民中间发展团员，扩大组织，发动团员青年参加国民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青年战斗队，而不是另建一个与党并立的民族革命群众青年团。同时指出，在中国建立此类性质的青年团，将会引发极大的矛盾和危险，其发展结果必定是成分复杂、政见不一，“反将成为反对革命的青年组织”。此外，他还在多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反复强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本质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确定的青年团的性质，维护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关于青年团工作，会议采纳了任弼时陈述的不应当成立“新且独立的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要求青年团在一般的被压迫青年群众中，特别是青年工人运动中扩大影响，并率领青年群众随同和协助党发展一般的民族运动与职工运动。会议还进一步明确，青年运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一部分重要的工作，青年团“在政治上是要绝对的受党的指导，而在青年工作范围以内是须有自由活动的可能”。青年团的中心工作是通过青工、青农和学生运动，尽量扩大组织，按照布尔什维克原则，加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使团的工作青年化和群众化。同月26日至30日，青年团三大在上海召开，会议根据中共四大的有关决议，确定了团的工作任务，提出了“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参加实际工作”“获得青年群众”等口号。会议还决定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团三大闭幕后，任弼时便在团的刊物上发表了《怎样布尔什维克化》一文，对团的建设的组织路线、思想路线和斗争策略作了系统的阐述。此后，他又根据中共四大和团三大的有关决议，认真开展“党团分化”工作，把一大批相对年龄较大的团员输送给党。针对有的团干部担心会削弱团的力量的想法，他明确地指出：“我们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动不能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因此，党团分化工作，我们应不犹豫地切实执行”。任弼时在认真落实党团分化工作的同时，还针对当时团的工作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团的工作要本着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实现“青年化”和“群众化”，转变团的工作。他明确指出：“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并不是使团员大家知道几个共产主义的新名词，或是几句皮毛上的空洞原则，也不是要团员不顾实际情形而来仿效俄国党的经验。如果只以这为布尔什维克化的条件，那就容易使我们团体变成学院式的组织，或是不落实际而与群众脱离的团体了。倘若这样，不独不能接近群众而为群众的利益奋斗，反足为群众自觉奋斗的障碍。”为了把这项工作落实，他在1925年10月和1926年7月两次主持召开团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提出：全团必须“扩大并更加注意于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团组织的任务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成为真正“能指挥引导广大青年工农和学生群众”的组织，要在思想上与斗争中去获得青年工农群众，指导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通过这两次会议，告诫全团：“本团是在共产党下的青年群众组织，是列宁主义的学校。青年群众组织的意义是：团的组织是群众的组织，团要在大多数青年群众中发生影响。因此，本团目前主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获得青年工农学生和一切被压迫的青年群众，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中去领导他们从自己利益的斗争去参加党领导的一切政治运动。”此外，会议还对如何着手这项工作，提出五点指示：1.进一步扩大团的规模，加强团员的教育训练。2.在经济斗争中维护青工利益，发起“保护童工运动”。3.加强农村青年的工作。4.在学生运动中，要注意“阶级分化”问题，要由党和团共同指导，“尤须防止因运用联合战线而忘掉本阶级的特殊利益的拥护和斗争”。5.发展儿童运动。

通过开展团的青年化、群众化工作，到大革命后期，团员的数量和成分发生了显著变化。1927年团四大召开时团员数量由1925年初的24000多人发展到37638人，童子团员15万；到了1928年，团员中工农青年的比重由59%上升到75%，省委委员以上的团干部工农青年占比75%。

在开展推进团的工作青年化和群众化期间，任弼时还领导团中央加强了组织建设和组织管理工作。当时，青年团刚刚建立，在组织建设和组织管理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为了适应大革命迅猛发展的形势，任弼时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了组织建设和管理方面的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其一是开展对团员的思想教育和组织观念教育。他提出“对于正在发育的青年群众，尤其是无产青年，须加强特别的社会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将来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文化上组织上的真正建设者”。还提出“训练宜勤”“注意政治实际问题”的指导方针。另外还就训练内容和训练手段作出了具体说明。其二是整顿组织纪律。组织纪律是保证团的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尤其是在革命斗争环境下。因此任弼时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在有关保守组织秘密、团员管理、团干部选用等方面制定了一些纪律措施，还落实了团员证制度。其三是调整组织结构，使团的各级领导机构分工更加符合形势发展的要求和更加具体，责任和权限更加明确，使全团工作能够做到集中统一。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任弼时领导共青团开展了上述扎实、深入的工作，使得共青团充分体现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的统一，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不仅组织上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而且切实发挥了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大革命时期的共青团工作，在百年团史中，成为大放光彩的一页。

三

1927年4月，中国国内政局突变，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在全国从南到北弥漫着腥风血雨，充满白色恐怖的局势下，任弼时在武汉主持召开共青团四大。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继续当选为团中央局总书记。大会通过的《宣言》宣告：“全体团员偕同一切被压迫青年农工学生群众在党的指导之下，一致动员，在农村中努力推翻封建地主的政治经济的统治，实施土地革命”，“尤应彻底反对中途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力谋改进工人生活，为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府而奋斗”。《宣言》还指出：“今后学生活动的主要方针应是到群众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军队中去！”以任弼时为总书记的中国共青团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没有被国民党右派的屠刀所吓倒，仍然坚定不移地做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决心跟着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

正是在这个严峻的时刻，在共产党内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任弼时代表团中央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陈独秀提出批评。共青团的这个正确的行动，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受到了肯定和表扬。但是在此期间，共青团内部出现了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面对这两种错误倾向，任弼时敏锐地认识到这是“青年运动的危机”，为维护共青团性质，保证共青团永远跟党走，必须彻底纠正这种错误倾向。1927年11月，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中央局扩大会议，深刻地分析这两种错误倾向产生的原因和错误的实质，及时地纠正了错误。同时还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对团内存在的“盲动”的倾向进行了批评和纠正。会后，任弼时起草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九号（团中央通告第六号）。通告指出：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是非常错误的倾向，“团应当在党最近扩大会议的总政策之下，在团最近扩大会议的指导之下，发展真正的青年群众工作，肃清团内的机会主义，以及军事冒险、玩弄暴动的倾向，只有团真正成为群众斗争的组织之时，方能与党同时实现布尔什维克化之任务。”

1928年3月，任弼时奉调到党中央工作，离开了共青团的工作岗位。他始终关怀和关注青年工作和青年团工作，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后，还长期分管青年工作。正因为如此，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中国革命任务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为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1946年5月，他向中共中央青委建议重建青年团，并且在参与党中央指挥推进人民解放战争进程、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两次主持召开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委员会议，讨论要不要建团、如何建团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团的问题，全面具体地指导了青年团的试建工作和正式建立的工作，抱病主持起草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稿和团章草案等会议文件。1949年4月12日，他抱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青年团的性质和任务，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要求青年团警惕重犯历史上的错误。在这个报告进行中，任弼时因病体力难支，报告的后半部分不得不让会议工作人员代读，但是他依然强忍病痛坚持坐在会场上，直至会议结束。4月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闭幕，他才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开始休息养病。为了中国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和中国青年团组织发展壮大，任弼时可谓披肝沥胆、呕心沥血。

在任弼时直接领导下、具体参与青年团重建工作的原中共中央青委的老同志后来回忆说：“任弼时同志是青年团的伟大创始人、英明的导师。他在中国青年、青年团员，以至共产党员心中，是一盏长明灯！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光华，永远在我们胸中闪闪地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