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贫穷，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一直是毛泽东的夙愿。中华民族是带着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耻辱进入20世纪的。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毛泽东在领导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做了极大努力。

找到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源

1949年7月，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艾奇逊认为中国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人多地少，是客观条件决定的，是哪个政府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毛泽东则以革命实践为基础，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艾奇逊的言论。他指出，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他充满信心地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

毛泽东看到了中国贫困问题的根源是旧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主张通过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来解放和提高生产力。1950年6月，他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而要完成这一中心任务，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继续完成全国农村的土地改革。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反复讨论修改，于1950年6月28日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油画：湖南土地改革

从1950年冬天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解放区开展起来。土地分配的原则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庙宇、寺院等在农村中的土地，除依法收归国有者外，其余统一交乡农民协会，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对地主也分给同样的一份。

到1952年底，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并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以上粮食的地租负担。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亿万农民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劲头空前高涨。他们起早贪晚，积肥打井，添牛买马，精耕细作。1952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3278亿斤，比1949年增长了44.8%。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新中国的反贫困事业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建立中国消除贫困的制度保障

土地改革后，多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虽有改善，但由于资金、耕畜、农具缺乏或劳动力不足，扩大再生产仍有许多困难，更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袭击。为了克服一家一户生产所遇到的困难，真正造福农民，毛泽东又要求打破小农经济的桎梏，把农民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3年9月25日，《人民日报》正式公布了由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实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1953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正式向全国发布，提出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毛泽东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消除贫困的唯一正确出路。他认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工人和农民将重新回到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中去。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把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证。毛泽东强调：“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

在办合作社的过程中，一个叫王国藩的普通农民得到了毛泽东的多次接见。1952年，河北遵化县西铺村的王国藩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联合起来，办起了初级社。起初，社里唯一的一头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不属于入社的农民，因此人们把他们的初级社叫作“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但是，正是靠着“三条驴腿”，靠着不服输精神，这个穷棒子社拧成一股绳，埋头苦干，在第二年就发展到83户，粮食亩产从120斤增长到300多斤。

1955年，毛泽东为了推进合作化运动，亲自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在按语中，他充分肯定了王国藩的穷棒子社：“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到1956年底，全国96.3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基本上完成了高级形式的合作化。尽管存在着速度过快、方式过粗的问题，但是农业合作化，完成了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广大农村建立起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现了中国土地的公有化。此后，通过合理规划土地，进行大规模水利灌溉和农田基本建设，推广机械耕作、施肥、杀虫等农业科学技术，我国农业的生产条件大为改观。同时，从1953年起，我国逐步对个体手工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参加手工业合作组织的人数已占全国手工业人数的91.7%，基本完成了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起，我国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底，实现公私合营的工商企业已占原有资本主义工商业总个数的99%，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成为新中国消除贫困的最大优势和最坚强保障。

制定中国消除贫困的战略

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中国的成立，虽然为中国工业化创造了基本前提，但是年轻的共和国所面对的是一个饱受战争破坏的烂摊子，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当时，现代工业不到国民经济的10%，全国的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加上工业建设经验不足，相关人才缺乏，西方国家的孤立封锁，新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举步维艰。

在毛泽东反复审阅修改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到共和国领袖当时的思索和心情。《提纲》写道：“根据苏联的经验，要想在较短时间内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工业化就应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从建立重工业开始。资本主义国家从发展轻工业开始，一般是花了50至1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工业化，而苏联采用了从重工业建设开始，在十多年中就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我国也只有建立了重工业，才能使全部工业、运输业以及农业获得为发展和改造必需的装备，才能自己制造火车头、钢轨、货客运汽车、远洋轮船和飞机；才能自己制造轻工业的精密机器，扩大和建立新的轻工业；才能生产农业机器和化肥，改造古老的农业；才能建立现代国防工业，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

基于国情，毛泽东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发展重工业来带动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的反贫困战略。

建设重工业不仅需要的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而且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这一客观现实，要求人们在工业化起步阶段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不宜搞重工业，应多发展轻工业，并呼吁政府“施仁政”。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53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是大仁政。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他指出，现在，我们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不能照顾小仁政而妨碍大仁政。

三大改造完成前后，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认真总结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关系的问题。他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是对的，但是发展重工业必须同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统筹协调发展，并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较快较好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由此，工农并举、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开始形成。

努力解决民生贫困问题

毛泽东反对只追求经济发展不顾民生的做法，主张适当安排、统筹兼顾，注意照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利益。他总结苏联的教训，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毛泽东始终关心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在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解决人民群众的就业、养老、教育、医疗等实际问题。

针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当得知一些孤寡老人生活困苦时，毛泽东批示：“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1954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

医疗卫生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此毛泽东多次做出批示。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此后，大批城市医务工作者下乡，为农民送去医药。巡回医疗队培训出的赤脚医生，成为为农民提供初级医疗服务的主要力量。1968年，毛泽东批转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在全国掀起农村合作医疗的高潮。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在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把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称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教育深刻影响人的发展，也是反贫困工作的基础。1950年9月，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的第一次工农教育会议明确提出：“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由于毛泽东的大力倡导，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955年，毛泽东又强调：“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64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52%，实际上降低了因教育致贫的概率，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使之成为反贫困事业的主体力量。

正是由于毛泽东心系民生、重视民生，新中国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高涨。

设定中国消除贫困的目标

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制度变化。但是，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还不可能很快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希望早日消除贫困，实现国强民富的目标，并因此时常流露出急迫的心情。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在与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吹起牛皮来很大，历史有几千年，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是一年才生产二百几十万吨钢，现在才开始造汽车，产量还很少，实在不像样子。所以，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世界上四个人中间就有我们一个人，这么不争气，那不行，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又说：“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毛泽东摆脱贫困的愿望越来越迫切，领导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设想以更大更高更纯的公有制形式让全国人民都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结果事与愿违，因脱离了实际，工农业生产大幅下降，人民生活陷入严重困难。这时，他只好放缓脚步，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济形势才逐渐好转。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发表了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反复强调国民经济发展要搞综合平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谈到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问题。他说：“如果在本世纪内，就是说在今后四十年内，能够改变那就算很好了。如果加上已过去的十年，就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再快也难。”1961年，毛泽东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将军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1963年9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次年的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庄严宣告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两步走”战略部署。尽管“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遭受了一场浩劫，但毛泽东一直没有改变这一目标，直到他去世。

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无疑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毛泽东是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略，带领亿万人民朝着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发起最后的总攻。当我们在2020年底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之时，将可以告慰毛泽东等革命先辈：“这盛世，如您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