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忽视了“积蓄物资力量，增加生产建设”，这是对敌经济斗争及建设根据地的基本方针。

财经建设的两大任务是解决军需民食，其基本办法是增加生产。不只眼前的困难要努力克服，更需多为将来着想，如果检查高干会在财经工作决定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最大缺点是对生产提得不够具体，未能给财经部门同志以努力生产之深刻认识与明确的奋斗目标。高干会提出了生产任务，但强调不够，特别把生产贯串于整个群众运动中是强调不够的。会后分区相当补救了这些缺点，个别分区也有些成绩(如春耕)，但就全区来看，认识还是差的。党的领导、政府领导，在这方面都是很不够的。未能把领导的思想变为全体干部党员和广大群众的行动方向。我们费力很大，未得到应有成绩，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是如此。原因是主观主义粗枝大叶。把生产贯串全年，贯串各方面，抓紧这些中心环节，在下边同志认识还是很差的。

因此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对生产的努力是不够的，在对敌经济斗争上，也忽视了增加生产的重要，放松了这个根本工作，而把努力的主要方向放在贸易斗争货币斗争上。当贸易斗争和货币斗争不是明确的了解为保护生产、发展生产的手段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贸易斗争货币斗争孤立起来，这就容易发展到投机性的道路上去。特别当斗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就会忘记自己的阵地，忘记巩固蓄积物资、加强生产建设的这个基本阵地。

只有蓄积物资力量才能增加生产，而增加生产也是蓄积力量。对增加生产的重视不够，就自然会不注意蓄积力量，不注意长期打算。许多的偏向错误，说明没有深刻的具体了解掌握物资、蓄积力量这个重要的道理。粮食过火的出口，公粮折款，外汇的浪费，对春夏季斗争力量的缺乏准备，左倾的外汇管理所造成的出口限制(有利的出口就是有利的掌握了入口物资)等等，都是忽视掌握物资积蓄力量这个方针的结果。

第二，是对经济上敌强我弱这一思想不明确，夸大自己看轻了敌人，不认识困难(这也是忽视增加生产的思想根源)。

对自己的困难了解不够，对自己的家当估计不够，根据地的物力财力，经过六年的抗战，已经很大的削弱，社会积蓄在灾区可以说已经消耗迨尽了。在其它区域，存粮也已经非常贫乏。今年春荒救济中，人口十分之一无粮食，缺粮者更多，整个农业生产是在降低着。当平年时节太行东西调剂仅足自用；灾情严重，非灾区人民警惕看灾情而力求保存粮食时，对本区内的调剂都已感到困难。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了解和警惕都是不够的，甚至在今年初就准备了“征购”，没有估计到征购粮食是表示根据地的一种危机，是根据地人民生活走到困难的极点，是非到绝路时不能采取的办法。虽然当时的提法是非到不得已时不实行征购，但基本上是准备了用征购来解决问题。那时候掌握更多粮食节制出口的时机还并未过去，这说明我们对根据地困难的了解和警惕是何等之差。

对敌估计过低，认为敌人在经济上可以被我们打倒，伪钞可以被我们打垮，改变伪钞优势的形势，而且打倒之后不会再行很大抬头。不了解伪钞是日本币在华北掠夺中国人民的化身，一方面依靠着它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一方面也有雄厚的经济后盾，它是敌人在全华北统一的货币，有极大的互相支援运转的力量可资动员。它在对农业原料的依赖上，即使完全摆脱我们根据地个别战略区的供给，也没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在季节性上有一定时间、一定地区的局部的相对的优势。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伪钞冀钞的关系表现对我有利的变化(我们必须争取这种变化)。冀钞与伪钞只能是波浪式的变化，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基本上仍不会改变伪钞的优势。

由于对伪钞、冀钞两者间关系的规律有着不正确的估计，就产生了对敌货币斗争的错误策略：拿速战速决的办法来代替长期的持久的货币斗争；拿倾注全力换山货与粮食孤注一掷的办法，来代替经常掌握物资力量进行持久的斗争；拿打垮伪币的冒险进攻，来代替基本上是防御的、从打击伪钞中巩固本币的方针，没有把秋季以后的出口作为一定程度的出口攻势，从攻势的胜利中蓄积后备力量去准备春夏的有力防御。因此，当今年二月间伪钞猛跌以后，我们自己也筋疲力竭，到夏初不利时期，没有了足够的力量去支持。春季边线抛入大批伪钞的事情，尖刻地指出了对伪钞估计的错误。

对西线吸收粮食的困难，也是估计不够的。没有足够设想到西线敌寇如“蚕食”加紧，粮食吸收计划就不能完成，公粮就不能保证归还。

由于以上两个基本原因，产生了投机思想。投机思想的发展，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在总的方面对生产忽视的结果，这是主要的；一个是贸易、货币工作大规模展开当中冲昏了头脑的结果。由于忽视生产，把对外贸易斗争及货币斗争的作用夸大，孤立化、绝对化，没有深刻了解贸易斗争和货币斗争，是为了破坏敌人建设自己，是为了保护生产，保护物资，这样就只看重一点而不地钻到“商人哲学”的牛角里，加上政权的力量、独占的力量，造成投机的倾向。这里所说投机倾向，不是说利用敌寇矛盾和敌占区间的矛盾不对，而是说离开基本努力方向，把主要目标放在这上面时，就成了投机性的发展。我们应该不放松对敌占间的粮食运动，以削弱敌人、破坏敌人并增加根据地粮食收入，但如果把一切希望寄托在不完全可靠的夺取粮食上，又毫无限制的实行出口，这就成了投机倾向。又如倒票子仍是货币斗争的别动队的任务，而不是基本任务，如果把大批精力放在倒票子上，把眼光只放在这上面，也是投机倾向。应该明确了解，归还公粮赔钱，倒外汇赔钱，都是投机思想的结果。动机虽不是如此，而本质上是投机思想在作祟。

其次，统制思想一直在工商系统同志间保留着它的残余，思想的主要根源是利用行政力量，以直接了当的办法达到迅得经济结果——利用的企图而来的。去年山货归行是最明显的例子，粮食管理办法开始是为了纵深缉私，后来发展成全区范围的统制，为了独占粮食收买。外汇管理办法是为了保证出入口及有利换取必需品，结果有时成为夺取商人外汇的手段。另一个思想来源是忽视群众力量，不愿拿最大努力组织私人资本，组织合作社，组织长期的力量，而宁愿只用统制眼前的结果。

在货币问题上还有一种思想是掌握住票子，把票子拿在手里，才能巩固本币，不了解只有掌握物资才能巩固本币；把票子拿回手里是为了准备在市场筹码不足的时候，在票子购买力高的时候放出去。而为了把票子拿回手里，除了恰当放款及征收工作的配合外，就需要物资的力量，只有物资的力量能在市场筹码拥挤票子购买力低落的时候，随时收回一部分票子，这是主要的紧缩力量。

在公粮折款问题上，当时有一种思想，是认为把粮食埋藏在地下，不如变为资本，完全囤公粮不如折价卖公粮增加货币的流通周转。这种思想只有片面的道理，在战争期间，在大后方也不得不实行“征实”制度，为了避免发行大额钞票加速通货的膨胀，在敌后频繁战争中，必须准备在任何情况下军队有粮食吃，因此公粮与商品粮的结合，是有严格的限度的。

由于一时期胜利的狂热，在组织机构上，也有一种思想，即偏重于把机构扩大与完全独立，忽视经济斗争的地方性的作用，忽视一元化领导的重大意义。

总之，这许多思想认识上的错误，是粗枝大叶主观主义的表现；从片面看问题，没有从全面看问题，从眼前看问题没有从长远看问题，把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局部绝对化直线化、从主观愿望出发，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这都是主观主义。因此，责成政府党团在进一步的从历史上把经济工作的每一个决定布置及有关韵法令，加以检查，总结它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