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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二)
    来源:  更新时间 : 2023-03-14

    那么究竟我们做了些甚么,并且获得了甚么经验和教训呢?

    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

    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我们的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而在减租减息之外,政府还规定必须交租交息。以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稳定各阶层的关系,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号召各阶层人民努力生产积蓄,由自给自足向着丰衣足食的道路前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还颁布了“存粮存款不负担”, “雇工工资一半不负担”,“羊群不负担”,“负担照抗战后平年应产粮计算。多收产粮归人民自己”等等,并奖励劳动英雄和“吴满有运动”的参加者,这就是在限制封建剥削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给我们指示出的道路。我们的工商业政策,给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很大的便利,政府规定的工业负担是最轻的,因而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较大工业的建设,则因为游击战争的环境的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生产的组织与领导方面,抗日民主政府与群众团体曾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的军队也积极的参加了这个战线,给人民以不少的鼓舞和帮助。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的集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头一年六月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问题。同时政府每年还举办了数百万到千万的低利和无利的贷款,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我们的军队,除了自己生产解决一部分军费之外,每到农忙时期,遍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而且恰恰在这样的季节,正是敌人向根据地进行带摧毁性的蚕食和“扫荡”的时候。所以军队不但要帮助人民生产,还要同民兵一块保护人民的耕种收割,这正是军民能够打成一片的理由,也正是我们军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理由。

    手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够的。但就现有的成绩已经大大的减少了敌占区货物的输入。这里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口,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我们所缺少的是食盐和火柴,来源虽并不困难,但现在也正逐渐制造火镰作为火柴的代用品。    

    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的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组织了巨大的救灾和春耕运动,现在大致已经渡过了难关,只要雨水不缺,人民很快就可缓过气来。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政府拿出了大批款子,贷给灾民,有的是纺织贷款,如武安一县就贷款组织了两万多妇女参加纺织生产。她们每天劳动所得,可以养活一个半到两个人的生活,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了。有的是水利贷款,今年修渠贷款即达四五万元,工人全系灾民,每人每天3斤小米的工资,可以节余一部分养家。我们曾从产粮的敌占区获得粮食来低价(相当市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卖给灾民。而运输这些粮食的都是灾民,可以得到运输工资养家。合作社也到处发展起来了,在敌占区的灾民,是流离失所与大批的死亡,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灾民比往年要苦一些,但在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之下,仍然充满了对敌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活力。我们的军队和政民干部,在灾荒严重区域,成了生产的主力军,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去帮助灾民种地,更给了灾民以很大鼓舞。现在下种间苗已经完毕,只要雨水及时,不致形成连续性的灾荒。大批来自敌占区的灾民,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解决了他们居住、粮食、农具、种子等困难,开出来的荒地,青苗已经长成了。

    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生产的事业上,我们也并非万事如意的。主观主义和粗枝大叶的毛病,妨碍了不少的进步。在抗战初期,曾有支差过多,浪费民力的现象,这个毛病很快就得到了克服。政府规定只有专员公署和军分区以上的机关才有支差的权力,在农忙时禁止支差,军队应自己背粮驮炭。这是一个很大的善政。以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乃至人民武装过多的放哨和操练,都妨碍了农民的耕作。因此,曾具体规定了会议、下操的时间,取消平时的岗哨。我们的干部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比如在春耕时,才提出儿童拾粪的口号,才注意到选种等工作,这是何等的荒谬!又如对发展手工业的领导,很多还是空洞的号召,忽视了群众问题的具体解决。合作运动也还不能令人满意。这些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与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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