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月来，在敌人的疯狂的军事侵略之下，差不多有1／5的土地，遭罹着空前的浩劫，在这个广大的领域中，男的被屠杀，女的被奸淫，庐舍田园皆焚得一干二净，丰富的资源皆被他们攫取以去了。这个空前的浩劫，显然是我国的一个很大的打击。然而，除了战区和被占领区中的这种损失

而外，从整个国民经济方面来看，亦引起了极大的变化。

变化从哪里看出来呢?

首先，是各地的物价或同一地方的各种物质，构成巨大的剪刀形。因为战争，因为敌人之封锁与轰炸，各地交通遂不能照规进行，各地间的物价亦就呈现高低不平之状了。单就粮食一项来说吧，去年秋冬之间，邹县的小麦，每百斤从7元跌至3元5角，南昌方面的米价每担跌至7元左右；反之，兰州的小麦每百斤从7元涨至14元，潮汕方面的米价，每石竟涨至19元左右。就同一地方来说吧，输人品与本地的土产之价格，采取背道而驰的方向。例如陕西，因为日用品之来源断绝，布匹涨了100％至200％不等，煤油涨到150％，其他日用必需品无不涨至100％以上；另一方面因为销路断绝，土产价格暴跌，棉花每担仅售20元甚至十八九元，较去年跌落50％，桐油、药材、山货等，非仅跌价，根本无人问津。农产品之跌价，降低了农民大众之收入，而一般日用品的价格之提高，却又增加了劳苦大众的负担，这个剪刀形距离得越远，则人民的生活越加痛苦。处在这个危急存亡的今日，为了要改善民众的生活，加强抗战的力量，我们是应当深切地注视这个问题的。

第二，是沿海民族工业之受摧残和工业中心之向内地移动，在过去我国的工业是畸形地集中在几个大都市，特别是上海、天津、青岛等几个沿海的都市。自这次战争爆发而后，敌人的炮火已把这几个工业中心摧毁无余。单就上海来说，一部被毁而不能立即复业的工厂有1000家之多；全部被毁，完全无法复业的有900余家之多。

除了炮火之摧毁而外，日本强盗又直接采取吞并的方法，在华北，南满会社、兴中公司、东洋拓殖会社、日钟纺织会社正在张牙舞爪的攫夺我们的资源；在山东则掠取济南的振记公司，使其与日东制粉会社合设山东麦粉公司；在上海则千方百计进行购买申新第二、第九，永安第三及新裕第一、第二等5厂产权。这几个例子，就是敌人欲吞灭我国民族产业的明证。同时，因为交通之不便，煤运之不济，亦有不少工厂，因此而停工者。郑州豫丰纱厂，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类情形之下，中国的民族产业便不免受到打击了，单就民族产业的主干——纺织业而言，目前仍能开工的，只有武汉、长沙、沙市、西安与广东数家而已，合计纱锭3750704枚，布机4005台。前者不及战前7％，后者不及战前8％。一部分的产业受到摧残，这是抗战中不可免的现象。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敌人的狰狞面目，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在艰苦奋斗之中，克服了过去偏重的畸形的毛病，渐次向内地，向富于原料的地方转移。自八一三以后，上海的工厂便向武汉一带迁移；东线战事紧张以后，武汉一带的工厂又向川滇各处迁移。在正月间，外省迁551／~川的工厂就有42所，单单汉口的20万纱锭就有5．5万锭向川滇迁移。同时，我们看到政府鉴于煤之需要甚殷，除对现办各重要煤矿，积极促进生产疏通运输之外，又规定办法16条，奖励人民开发煤矿。所以，湖北兴山的煤矿，已开始出煤，将来每月可有1600吨左右的希望。广西之迁江、合山、大隆等地则在筹划开采之中，邕龙矿区的矿业，亦颇有可喜之成绩。在建立国防工业刻不容缓的今日，这种现象无疑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三，农村经济本来已是憔悴不堪!去年收成，就一般说来，可称不恶。江浙湖南一带是丰收的。就是江西因水灾影响，收获虽只7成，但亦有四五千万石的粮米。这些米谷，在平时状态之下，秋收后全省商人所购人之米粮，至少有60％，但去年因战争影响，交通阻塞，至少有2000余万石之米谷，堆积在农村，无法销售的。于是价格便一落千丈。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再益以地主之加租加批[押)，再益以地方官吏不能好好的执行中央政府的意旨。征兵、训练壮丁和募集救国公债等工作，变成渔肉人民的工具，驯致壮丁相继逃亡，农田因之荒芜。这是抗战以来，农村所呈现出来的危机，而为每一个关心于抗战前途的人所不可不注意者。

鉴于农村经济的这种严重性，政府当局与各地的救亡团体，便在设法打开这种危机了。在这里，最容易使人看到的是调整农产，扩大农货，推进农村合作，开展春耕运动，同时，对于从战区逃出来的难民又组织垦殖团，开辟耕地的面积。这些工作正在进行中，只要大家认真做去，不久当有成绩表示给我们的。

第四，是对外贸易自抗战爆发之后，由入超变为出超，和贸易重心之转移。去年前7个月每月平均进出口总值为188．9百万元；战事爆发之后，激减至97．9百万元，(平均数)约减少47％。但在这5个月中，我国有43384420元之出超，与前7个月的158514722元之人超相抵，去年的入超

额，遂减至115130302元了。这个数量，占不到前年的一半。人超降低可以减少国际汇兑上的压迫，使中国的币值臻于稳定。其次，上海素为对外贸易之重心，占全国贸易之大半，但自战事发生之后，直接遭受炮火之祸，于是出口方面，逐渐趋于华南，现在把上海与其他各口岸之对外贸易消长的情形，列之于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抗战以后，上海对外贸易较之前年同期减少了56％以上，而其他口岸所减少的，尚不足3％。分别来说，广州与其他华南沿海各埠且有上升之势。计广州在这个时期中，增加了530万元，其他南部各埠共增加1330万元。这不是证明中国的国外贸易已由华北、华中，趋于华南吗?

第五，是金融制度在奋斗中坚强起来，长大起来。自八一三的炮火爆发之后，政府即公布限制各银行存户提款办法，300元以上，一个月内只准提取5％，即万元之存款，只能提取500元，其存款在1万元以上者，无论十{万)百万，每月只能提取600元。这种办法，对于金融之稳定，有着很重大的贡献。但是，在这里，尚不能完完全全的防止资金之外流。例如在全国资金集中的上海，钱银业因5％的限制过严，不足以供商业上的需要，盛行一种“汇划”制度。这种汇划与以往隔日取现的汇划性质完全不同，只可作为交易时划账之用，而不能凭票取现。但是一些投机家常常以这种汇划掉法币，每千元贴水12元至25元，取得法币之后，再行购买外汇。像这样子，资金之流出，怎能完全断绝呢?因此，政府乃于本年1月统制汇兑。凡欲购买外汇的，政府必须询问用途，如认为不急之需则拒绝卖出。这种措施，比较从前之单单限制提存自然是更进一步了。不过，阴险恶毒的敌人除了疯狂的进攻之外，最近又企图利用扰乱金融的手段，来动摇我国的抗战力量。这就是唆使北方伪组织设立所谓“联合准备银行”发行无价值的纸币。用这种无价值的伪币去兑换，去收集华北被占领区中9000万法币，套取我外汇基金。这是再毒辣也没有的办法。针对着这种阴谋，政府乃于3月13日公布《购买外汇请核规则》6条，将外汇买卖改在政府所在地之中央银行或香港通讯处办理，银行需要外汇须向政府指定的中央银行申请核夺。这种办法公布之后，上海之中外银行皆一致照办，汇市十分安定；平津方面，中外各银行亦停止外汇。这无疑给敌人一个很严重的打击。如果我们看一看法币的国外汇市之平均数，则更可知道法币是始终稳定的了。抗战爆发之后，因为公私用度之浩繁，因为私人银行发钞之禁止，所以国家银行钞票必跟着增发。单就去年8月底来说，中中交农4行发行额已较7月增加6700余万元，连同其他7家的发行量，共计16万万元，与前年同期已增加了6万万元，但因准备金之比例始终在法定范围以内，所以能保持其稳定。金融能够这么稳定，对于抗战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们应当欣幸的。

上面各点，是抗战爆发以后，中国经济所呈现的动态。从这些动态中，我们固然可以看出一些坏的方面，但同时却又可以看出正在增长正向好的方面发展的趋势。我们讨论了7个月来的经济状态之后，应当紧紧地认清它的缺点优点，应当设法去克服所有的缺点，设法去发挥所有的优点。具体说来，我们应如何统制物价防止奸商之操纵，调整农产，使农民不至视生产为亏本之途；如何整理交易、调整运输，使货畅其流，各地间之货物，无有过多过少之弊；在可能的制度之内，如何减租减息，厉行“有钱出钱”的合理原则，拔去阻碍农村生产的障碍物；如何计划工业地带，援助民族工业之迁移，奖励私人之投资；如何更进一步去开发矿业，建立国防工业；如何赶快缩短工厂迁移的时间，录用失业的技术人才、熟练工人，使我国的工业在抗战中发展起来；如何更有计划的去统制国外贸易，加强外汇之统制，更进一步的集中现金，使金融制度更加巩固，更加适合于抗战之需要。关于这一切的实施方法，乃是我们讨论了半年来中国经济动态之后的所有事。只有针对着客观的需要，对症下药，我们的国民经济才能发挥其对于抗战的助力，才能实现动员一切物力财力的主张。

这一切，是要在政府的领导之下，集合全国的力量去进行的。

(选自欧阳辉编：《中日战争后世界经济动态》，光明书局193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