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哲学社会科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立，有关构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探讨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诚然，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应该是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规范，而全面把握学科常识则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对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而言，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因此，本文尝试从什么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中共党史研究为什么要从“常识”出发、如何梳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等方面分析和回答这一重要问题。

一、中共党史研究应从“常识”出发

常识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通、平常但又经常、持久起作用的知识。《辞源》将“常识”一词定义为“除专门知识外，凡普通人应有之知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即本学科研究者所“应有之知识”。这种“常识”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科领域的常识，包括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基础性知识。二是党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此类常识与基础性知识紧密相联，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三是作为一定历史空间中的个体所应具备的知识储备与生活经验，这是研究者回到历史现场的前置条件。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总结报告中谈到，积20多年的经验，深知要读好《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等12本书的重要性，提出“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毛泽东所列书单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共党史等相关学科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也就是那个时代的常识。

中共党史研究意义上的“常识”，散见于各种档案文献之中，并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著述呈现出来。从蔡和森所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到胡乔木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从张闻天主编《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到胡华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到《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从党的三个历史决议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上册，这些代表性成果对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历史分期、重要人物与重大事件以及党的建设等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权威规定，都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以胡乔木、胡绳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既参加党内重要文献起草，又领导和参与中共党史权威著作的编写，他们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的学识见解和著述特点，也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诸多常识。

中共党史研究应从常识出发，就是要以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根本遵循。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提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从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出发，更容易看清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脉络、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近年来学界倡导整体史视野下的中共党史研究的意义应该也在于此。当然，整体史不等于宏大叙事，从典型个案出发，观照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同样是整体史研究的一部分。

从常识出发，就是从改造世界的逻辑中寻找解释世界的逻辑。由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可知，一方面，政党是政治生活的主体，也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主体；另一方面，作为信仰共同体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组织的人，然后才是个体的人。这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基本常识。因此，研究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应时刻不忘人物与事件背后的组织，要从组织的价值理念与行为方式出发，思考政治过程中的组织逻辑。同时，鉴于常识的重要性，那些背离常识的现象反而更值得关注。分析一些反常识的表象，一定能发现历史背后的复杂逻辑，从而实现与历史的深度对话。

从常识出发，就要对公开出版的档案文献进行深入挖掘。因为这些文献记录了时代的重大问题，也是那个时代常识的体现。思考文献背后的纵横捭阖、跌宕起伏，有助于厘清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生成逻辑。如果把每一篇文献的历史脉络都梳理清楚，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复杂性也就得以完整呈现。从一定意义上说，把常识背后的历史规律说清楚，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的初衷也就实现了。

学科常识不同于学科概论。学科概论聚焦理论上的一般阐释，以理论框架见长；学科常识以掌握基本知识为目的，以知识结构的清晰呈现为导向。学科常识在学科建设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政治学为代表的一级学科都有属于本学科的常识性普及读本，因此，编写中共党史党建学常识性读本也应该提到学科建设的日程上来。

二、中共党史研究中“常识”的代际衰退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史和文献部门、档案部门坚持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基础性党史资料，如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各种文献选编，以及中央档案馆和各省档案馆编印的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都成为中共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知识。同时，梳理、阐述中共党史的常识也是党史和文献部门的基本职责。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三卷上册等为代表的常识性成果，为全面认识党的百年发展历程提供了权威文本。不过，对研究者而言，“纸上得来终觉浅”，常识的代际衰退也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会随着时代变迁而出现代际衰退，表现为原有常识在代际传播中逐渐模糊甚至被彻底遗忘，可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常识。例如，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成为知识青年耳熟能详的政治常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常识；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包括《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内的22个文件成为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掌握的常识。而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的研究者而言，以上这些常识反而变成需要学习的新知识。同样，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研究者也有着那个时代的常识，他们对领袖著作的熟悉程度普遍超过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研究者，而后者对于改革开放等标志性概念的理解又是新世纪出生的研究者所不及的。

相较于哲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中共党史研究中常识的代际衰退更加突出，这与学科队伍建设的现状有关。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前，很少有机构和学者从学科建设角度思考党史研究中的常识问题。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开设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高校都是个位数。这意味着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很多学者缺乏专业基础理论的系统学习，使得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参差不齐。因此，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胡华、何干之等为代表的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党史研究者相比，由于知识结构的不尽合理和一线工作经验的缺失，如今有些学者并不完全掌握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

影响中共党史研究中常识代际衰退的因素还有很多。例如，193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曾以《红色中华》为例，批评报纸中个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文章，指出依照《红色中华》对基层动员工作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非常乐观的结论，就是我们不但完成了我们的计划，而且可以超过我们的计划。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同《红中》所描写的动人的图画，是不相符合的”。如果研究者不了解张闻天所提问题，把《红色中华》的报道当作政治动员的常识，就会出现认识上的错误，由此展开的知识累进必然是一个衰退的过程。

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与制度建构的特点，决定了政党与社会的互嵌，这就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书写与个体的日常生活高度融合。知识类常识和经验类常识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研究者容易出现认识上的常识性偏差。据第一届全国政协秘书处工作人员回忆，政协代表报到时需要签名，“首席代表毛泽东是最后一位报到的”。但由于签到纸第一行要由各单位的首席代表填写单位名称，第二行才是首席代表签名，故后人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误以为“毛主席作为中共代表第一个签到”。这种建立在错误常识基础上的知识传承，自然也是常识衰退的过程。

学科常识衰退的快慢，还与研究者的学术偏好有关。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创新，但如何创新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把中共党史的知识体系比作一棵大树，构成主干的无疑是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理论问题，分枝则是为前者提供养分与支撑的基本理论问题，二者如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新民主主义三大纲领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与小康社会的关系。此外还有叶片，即一些与前两者联系不太紧密的历史细节。从主干、分枝到叶片都有创新的空间，而显示度最高的无疑是发出新枝、吐出新芽，这是形成创新突破的先导性工作。因此，挖掘新档案、发现新问题对于学术创新的意义就不言自明了。但是，偏离甚至脱离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过度关注细枝末节、“以小博大”的历史研究，不仅学术价值容易大打折扣，还会因为舍本逐末造成常识的快速衰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上述问题，思考“碎片化”现象和常识性错误出现的原因及解决的方法，提出把传统党史研究带回来，让主流党史研究强起来。换句话说，在原有枝干上进行创新，虽显示度不高，但对学科发展更有树干的年轮价值。

“日用而不觉”的经验类常识，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由此带来旧常识的退场和新常识的登场，从而实现常识的“新陈代谢”。从常识认知角度而言，这种代谢并不具有进步意义，且不利于学科知识的积累。面对常识的代际衰退，横加干预是不理性的，但延缓这种衰退是可能的，这也应该是研究者努力实现的目标。因此，不论是项目申报还是论文写作，对相关研究主题进行学术史梳理都是开展学术研究的前置条件。学术史梳理，既有助于了解相关领域的学术常识，又可以延缓学术常识的代际衰退。学术常识本身及其践行仍具有显著的建设性，重复学术常识有可能成为重建学术规范的必由之路，“常识也是不怕重复的真理”。

三、中共党史研究中“常识”的系统梳理

常识的代际衰退表明，掌握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并不容易。著名学者金冲及曾谈及治学基本功，强调研究者一开始最需要的是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为了避免写作中的硬伤，基本知识“要力求系统化，不能只是零碎的”。此处的基本知识应和常识大致同义。由此可见，系统梳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功。

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基本知识，既包括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纲领、目标，也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既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既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理论。此外，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决定了形成重大理论的相关实践也应属于基本知识的范畴。与理论、实践密切联系的是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从文献分析法到实证分析法，从矛盾分析法到阶级分析法，从理论联系实际到系统分析法等，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

较之理论、实践与方法，中共党史研究中档案文献的形式更加多样。从文献类型来看，既包括党史和文献部门收集、整理、编辑、出版的基础性党史资料，也包括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其他相关部门编辑整理的党史文献资料。从文献内容来看，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讲话、著作，党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重大决议、决定、指示、规划、意见、通知等，以及党的章程、准则等党内法规制度，都属于应该掌握的基本文献。

无论是改造世界还是解释世界，人们往往更多关注学科领域的基础性知识。中共成立伊始就有系统的理论图书出版计划。1921年9月1日，《新青年》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通告》公布了人民出版社当年的出版计划，包括“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恩格斯等人著作9种。其中，《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等8种新书已出版；《共产主义入门》一书虽无常识之名，实则是有关俄国共产主义的政治常识，是进步青年投身革命的入门书、助推器。

梳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也要了解历史当事人的知识储备。为提高党员的政治斗争能力，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要编写《革命常识》《党务常识》等教材。1928年，中共中央组织局组织科印发《秘密工作常识》，详细介绍了秘密工作的各种细节和技巧。194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规定每名党员“应当了解做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知识，共产党是什么，做一个党员的资格、责任和权利义务，党的组织原则，党的纪律等等”，进而了解党的理论、党纲与党章。随着中国革命走向深入，以《共产主义常识》为书名，摘录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经典文献，成为政治理论宣传的常用形式。因此，只有阅读了上述文本才能具备研究历史人物的政治常识。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常识。真正走进历史当事人的思想深处，还需要掌握那个时代的多种常识。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五四”以后阅读各类常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申报》负责人史量才创办的《常识》增刊，自1920年6月1日起随报附送，设有“道德”“法律”“卫生”“经济”4个栏目。创办《常识》就是要对民众进行知识启蒙，宣传和普及现代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1927年11月在上海创办的《常识》报，最初为周刊，自1928年2月1日起改为三日刊。因其内容丰富、语言简洁，深受读者喜爱，成为当时畅销的报纸之一。与此同时，《会议常识》《经学常识》《经济常识》等单行本也不断刊印。如时人所言，“今夫最时髦者，其惟所谓常识乎！报辟常识之一栏，书辑常识之专集，学校列常识为专科，招考以常识定去取”。上海的常识报馆编辑发行《常识大全》，内含社会、家庭、婚姻、服饰、饮食、娱乐等12编内容。不了解这些常识，就很难走进历史深处，也很难与那个时代对话。

除了专门刊登常识的报刊、书籍外，大量常识还散见于那个时代的各种文献资料中，需要研究者去挖掘和整理。延安时期的计时方式可谓因地制宜、多种多样，既有安放在自然科学院内和市南门外新市场沟口的石质日晷，也有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人工敲击的铜钟，还有中央医院的同志自制的沙漏表。如果不对相关文献资料作专业的研究，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人这些“日用而不觉”的计时常识。因此，过去的常识并不等于现在的常识，历史当事人的常识也不等于研究者的常识。

如果把历史当事人的常识视为人们对于生存空间的一种普遍认知，那么这种普遍性对今天的观察者而言则经常具有特殊性。因为常态社会里的研究者很难走进非常态社会个体的生活世界，更难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例如，农民朴素的生存逻辑使得中共领导的乡村革命有着更加复杂的样态。要走进乡村农民的生活世界，把握中国革命的行动逻辑，既要阅读各种档案文献和有关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又要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论出发，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

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论维度考察历史，既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也源于历史书写的复杂性。即使是反映历史真实的档案文献，有时也很难完全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正所谓“眼见不一定为实”。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以弱博强的斗争态势。弱者要战胜强者，就必须把面临的问题想清楚、说清楚。同时，为了让个人和组织更加重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档案文献也会更多地呈现问题的一面，即在党的工作汇报、总结中以问题为导向。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曾指出，搜集下情须故意收集反面材料。这是身处弱势地位的革命性政党赢得生存的常识性问题。研究者如果不了解这个常识，简单地从档案文献出发，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延安大生产运动为例，如果研究者只是从个别群众“不愿意当劳动英雄”的落后心理出发，来评价根据地的劳动英雄评选，就必然会影响对运动本身价值的评价。由此可知，局部的真实不等于整体的真实，起点的真实不等于过程的真实，更不等于终点的真实。

当然，百分之百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实现的逻辑假设，但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仍然是研究者努力的方向。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远离城市的落后乡村领导革命，遇到的问题与挑战是难以想象的，由此形成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常识。同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也产生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常识，需要研究者深入挖掘与系统整理。

四、在认识“常识”中寻求学术创新

从类型学角度，常识可以简单划分为知识类常识和经验类常识两种。也有学者认为“常识”通常在三种意义——基本知识、共同价值及思维框架上被使用。考虑到共同价值是思想教化的结果，前两者可归为知识类常识；而思维框架是实践过程中潜移默化的行为习惯，属于经验类常识。

知识类常识包括哲学常识、政治常识和经济常识等，有着较为完整的结构，犹如房屋的四梁八柱，可以区隔不同的研究对象。如前所述，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包含了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纲领是一个政党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力求达到的全部目标，路线是实现目标的道路选择，方针是在前进道路上应该遵循的原则，而政策则是各种规范性的制度。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无疑是知识类常识，也是中共党史研究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因此，常识的价值无关史料的新与旧，而是规定着学科的基本知识结构。

理解知识类常识的共同价值，可以从列宁对《共产党宣言》的评价入手。在列宁看来，《共产党宣言》确立了后来成为一种常识的真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只有转向政治斗争，才能脱离萌芽状态和幼年时期，才能成为阶级的运动。理解这类常识需要思想者的启蒙，因为它是革命者的常识，而不是普通人的常识。在知识生产过程中，有些看似是常识的现象却隐含着很大的问题。恩格斯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马克思“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马克思摆脱了既有经济范畴的束缚，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的问题。在此，虽然不能把答案等同于常识，但它至少表明突破常识束缚的重要意义。从档案文献出发，通过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的创新，实现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正是中共党史研究中认识常识又突破常识束缚的意义所在。果真如此，便实现了近代国学大师黄侃所倡导的学术研究中的“发明”。

有学者认为，现代语境中的“常识”概念主要用来指代基于真实经验而对日常事务作出判断的人类本能，以及“从该本能得出的普遍共有且看似不言自明的结论”，它强调的是全体人类的共性。事实上，经验类常识是历史的产物和历史过程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空特点。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秘密组织，行动的隐蔽性决定了实行以大规模选举为中心的党内民主就是背离革命常识。正如列宁所言：“谁想在专制制度下建立一个实行选举制、报告制和全体表决制等等的广泛的工人组织，那他简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空想家。”从这一常识出发，中共一大至四大的代表主要通过推选和委派的方式产生。从革命到执政，中共以会议形式落实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就是政治生活中的常识。因此，中共会议代表的产生、议题的设立、议事的规则、会议的组织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诸多经验类常识的忽略，使中共党史研究的许多成果无法准确回应现实关切。

恩格斯说：“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依附于经验的常识具有零散性、狭隘性等特征，研究者需超越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坚持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在跨越常识局限性的基础上总结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由此可见，在认识常识中寻求学术创新，还体现为思想方法论与研究视角的选择。在新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冲击下，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就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的方法论常识。在研究视角上，中国共产党是信仰的共同体而非利益的共同体，中共党史研究也可以从组织出发寻求创新。从组织出发并非否定个体存在的意义，在实然与应然之间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也体现了一种常识，即政治生活中的个体是人而非神。裴宜理所言“不同的工人从事不同的政治”，就是要避免将工人阶级的形成模式化。当然，研究者也不能因为可能出现的模式化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既从混沌的表象中捕捉真问题，又深入剖析真问题背后的经验常识。

重视党的组织特质，从组织维度进行党史研究，是中共党史党建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强调让人物、事件围绕组织展开叙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基本常识出发，思考个体的动机与人物的情感，思考重大事件发生的内在逻辑与复杂样态。通过考察个体、群体与组织的互动，还原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揭示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形成的动态过程以及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认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常识，就要回归历史的真实，还原人物与事件的历史场域。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知识收集、存储与传播手段的技术革命为认识与发现新的常识提供了便利。通过对已有档案文献的大数据分析，可以发现过往史料中的逻辑悖论，在还原历史真实的过程中发掘新的常识。技术工具的便利还体现为对已有各类常识的系统整理与挖掘，为研究者提供常识教本，让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的常识真正成为研究者的常识。只有充分还原历史的常识，才能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唯如此，学术创新方有可能。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