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新闻宣传的“笔杆子”工作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与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早在古田会议时就强调，“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43页）。长征开始后，红军发扬这一传统，用报刊宣传凝聚党心军心，用板壁标语进行“扩红”动员和抗敌斗争宣传，用海外办报和刊文的方式向世界讲述红军长征故事，驳斥国民党媒体的造谣宣传。这些新闻宣传活动对鼓舞红军战士士气与斗志，赢得广大群众支持，取得长征胜利以及树立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扩大国内外影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报刊宣传为长征中的红军鼓舞士气

《红星》报是长征中坚持出版的唯一一份中央级报纸。自1934年10月20日起，《红星》由铅印改为手刻蜡版油印，并重新从“第一期”开始编号，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中，共出长征专号28期（现存25期，其中号外1期）。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恢复长征前的连续编号，出版“第68号”一期。同年8月，长征红军进入川陕甘地区，《红星》结束使命正式停刊。

由于人手和物资的短缺，《红星》的办报条件十分艰苦，编辑部只有四五个人，报纸一度由铅印改成手刻蜡版油印，报名也不像现在这样严谨规范，而是有时用《红星》，有时又名《红星报》。捷报、扩大红军号召、英雄模范事迹宣传及卫生常识是《红星》长征专号的主要内容。《红星》报通过简短的消息和通讯，及时传播了红军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喜讯；持续关注白区及国际社会的新闻，积极利用无线电台抄收的新闻信息，将“蒋敌军队减员浩大”“日美冲突加剧”“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开幕”等国内外重要新闻传递到各支部队，为当时与外界处于隔绝状态的党中央进行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自然也成了红军官兵的“一架大无线电台”。

思想政治工作、作战经验介绍、群众纪律及少数民族政策宣传是《红星》的常设栏目和内容。毛泽东同志等中央领导非常重视《红星》对军队内部的思想引领工作。长征中油印的《红星》报每期头版都坚持刊发社论，这些传递党的重要方针政策的社论，大部分由中央领导同志撰写，其中周恩来同志写得最多,陈云、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也多次撰稿（《长征号角〈红星报〉》，《新闻三昧》1996年第9期）。上述中央领导撰写的社论与各项政策宣传，如同“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在凝聚红军思想意志、指引前进方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长征途中，红军总政治部的《前进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战士》报、红二方面军的《战斗报》、红四方面军的《不胜不休》报以及中央军委总卫生部的《健康》报等也曾想法设法编印出版。此外，红军战士们还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长征途中使用过手抄在大树叶上的“叶报”，传递战斗捷报和党委改组等重要信息；使用浸过桐油的木板，放进江水中顺流而下的“水电报”，宣传抗战胜利的消息。

标语口号向工农群众播撒革命火种

利用通俗易懂的宣传口号更易赢得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早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同志就认识到，“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演讲，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第129页）。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已娴熟使用各种标语宣传进行民众动员。长征开始前，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中，专门提出“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和在墙报上多写标语口号（居民的和告白军士兵的）”指示要求。

在党组织大力倡导下，长征中的红军迅速成立了“粉笔队”“錾刻队”等宣传队伍，通过石刻、木刻、粉刷、手写等多种手段，制作和书写标语口号，朱德、董必武、陆定一、潘汉年等领导干部也亲自动手书写。红军标语形式多样、题材丰富、简明易懂、生动幽默，不仅见证了那段风雷激荡的革命斗争历史，更蕴藏着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深邃智慧。除了“打土豪，分田地”“斧头劈开新世纪，镰刀割断旧乾坤”“拿下遵义”“突破乌江”等宣传中国共产党方针理念和行动目标的标语外，红军指战员还创造了“彝民们团结起来，不还租，不交债！”“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小民族!”等宣扬民族团结的口号，号召群众团结抗战。

长征路上，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散布红军是“共匪”，是“流寇”，甚至动用飞机散发传单，称红军打砸抢烧无恶不作。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党的宣传工作通过刷在墙上、刻在木板和石头上的宣传标语，并通过身体力行将党的方针政策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机结合，这既是红军与村民交流最简单而直观的形式，也是党和红军拉近军民关系、传播先进观念的重要途径，在扭转不利局面、凝聚人心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国外办刊向世界讲好红军长征故事

国民党不仅在国内制造恐慌，还充分利用新闻媒介在国际大造“赤匪流窜”，所到之处“劫掠裹挟甚众”等舆论，歪曲长征意图，抹黑红军形象。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对外宣传长征真相也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长征时期，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宣传的重要阵地。但中央红军离开赣南时，原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被国民党反动势力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暂时中断。战略转移中的中国工农红军很希望自己的情况能够通过共产国际传递到世界，也急盼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泸定会议后，受党中央委派，陈云同志到上海恢复被国民党破坏的党组织及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几经周折，于1935年9月抵达莫斯科。10月，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作报告，详细汇报了中央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几个月后，他在这一报告的基础上又增添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内容，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发表在共产国际的内部刊物上。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完成《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年3月在法国巴黎《全民月刊》上连载，并在莫斯科出版单行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共4.5万字，以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廉臣”的口吻写就，描述了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直至胜利渡过泸定桥为止，历时8个月、途经6省、行程6000公里的传奇经历，是最早向世人介绍红军长征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领袖的纪实作品。该书借“廉臣”之口，描绘了其由刚被俘时对红军的不信任到长征路上对工农红军心生钦佩的心路历程，并总结了红军能够获胜的原因：军心团结、民众支持以及中共领袖的杰出才能。《随军西行见闻录》为世界打开了一扇走近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窗口，给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政策一记重创，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借力打力的精妙外宣策略。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我们党一直非常重视宣传思想工作，红军长征既是敌我双方战略、军心军力与武器的比拼，也是双方对时局与民心把握能力的大考。长征时红军的“笔杆子”经受住了时间洗礼，取得了新闻宣传工作的胜利，也对当下宣传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首先，新闻宣传工作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最根本的是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长征过程中，在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红星》报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党中央关于局势的重要分析，在将党中央意志转换为全党、全军意志，凝聚广大群众意志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导向作用。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长征中各类媒体导向正确的根本保证，也是党的新闻事业服务于国家与民族复兴大业的制度保障。

其次，新闻宣传工作要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长征胜利须臾离不开工农群众的支持。长征过程中，红军用旗帜鲜明的报刊文字与标语口号宣传党的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牢牢扎根在人民之中。长征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紧紧依靠人民来克服困难，赢得胜利。在新时代，新闻工作者要继续做好党的舆论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更应始终坚持以人民关切为关切，将其作为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遵循。

最后，新闻宣传工作既要坚守国内舆论阵地，又要在国际传播中实现新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长征及其有效宣传，打破了敌对势力的国际封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新时代的对外宣传工作也有新的职责使命，需要更大的担当和作为。面对复杂的国际传播形势，中国媒体既要主动出击，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主动地阐释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又要敢于亮剑，坚定不移地同歪曲中国政策、抹黑中国形象的不实报道作斗争，宣示我国政策和立场，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