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期间，战士们在认真学习讨论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会址

　　一

　　这一时期，为确保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中共中央确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并将5月5日马克思生日定为干部学习节。进一步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主的学习内容，并组织编撰和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及苏联的教科书，例如《马恩丛书》《列宁选辑》《哲学选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等。为了“使每个人都学有所得”，普遍建立干部学习小组，并根据参加学习的干部从事工作、文化水平等的不同，划分为甲、乙、丙等不同类别的小组，分别规定不同的教育课程，分别指定教员、指导员帮助学习。“为了把学习运动更加推进、更加提高”，注重开展经常性学习检查。“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总检查，每四个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举行之。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由各主管机关分别领导举行之。各支部干事会须每个月检查一次。”

　　随着学习运动的逐步深入开展，干部学习中理论与实际相脱节问题日益凸显。对此，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1940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在职干部必须学习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及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策略的报告，党报上的重要文章要有助于提高干部策略思想，使干部真正掌握党的路线，学会在各种环境、各种情况中坚定灵活地贯彻党的路线，不迷失方向。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再次就策略教育作出部署。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明确指出“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立调查研究室，毛泽东担任主任一职，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9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同时要求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区成立高级学习组。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会议决定要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1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特设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任组长。在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指示中，毛泽东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12月，《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明确提出“为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所必须坚持的四个原则。同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发布，进一步明确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

　　三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一阶段的学习教育，收到了巨大成效。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这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大创造。这一时期，党员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围绕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的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四

　　“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党的高级干部以上率下、带头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博览群书，在窑洞里、油灯下，他系统学习和研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大量文章。斯诺的《西行漫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纷纷加强学习，带动全党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曾担任陈云秘书的余建亭回忆陈云：“延安时期，从不打扑克，也不跳舞，一有空就看书学习，学习起来很认真。认真地读原著，认真地读参考书籍，认真地做笔记。学习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虚心向理论界的同志请教。”陈云的子女们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也写道：“父亲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这一时期，党的高级干部还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和解答干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并作辅导报告。如：毛泽东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等。

　　“以理服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时期的干部队伍，一部分出身于工人、农民，大都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不高；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华侨，有的缺乏系统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有的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加强理论教育的同时，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宗旨教育，是当时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这一时期，党注重把加强理论学习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结合起来，注重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文风，从认识论的高度彻底清算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清算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整风运动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针，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坚持“分级分类”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不断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延安时期，恶劣的环境，艰苦的条件，繁重的工作，给全党同志学习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党在推动学习的方式方法上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在学习安排上，结合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多次分期发布学习计划，坚持在职教育和学校教育协调发展、统筹推进，使干部教育能够连续地、系统地顺利进行。在学习方法上，倡导“挤”和“钻”的“钉子精神”，毛泽东指出：“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在学习组织上，开展分类编组、分级指导的差异化学习，充分发挥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等的示范带动作用，争建“模范学习小组”、争当“学习典范”。在学习激励上，设立干部学习节，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监督、检查与考核制度，做到“勤学者奖，怠惰者罚”，不仅保障了干部学习任务的落实，更提升了干部自主学习的动力和能力。通过这些举措，这一阶段的干部学习教育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进一步形成了“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生动学习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