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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太行的中韩血盟 ——记邓小平与朝鲜义勇军
    来源:  更新时间 : 2022-01-13

        2014年7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提议中韩共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

     在抗日战争时期如火如荼的岁月中,中韩两国人民生死相依、倾力相援的经历,邓小平等八路军领导人对朝鲜义勇军的关心与支持,郑律成、石正和陈光华等在太行根据地的战斗经历,太行山众多的朝鲜义勇军抗日旧址等,都见证了那段可歌可泣的难忘历史,也成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促进中韩建交的历史渊源。

     韩国庆尚南道的密阳市,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也是与邯郸缔结友好合作关系的城市,市中心的岭南楼,是韩国三大楼阁之一,全市虽然只有11万人,却涌现出两个在韩国独立运动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人物,一个是金元凤,一个是尹世胄,后者就是牺牲在太行山上的朝鲜义勇军领导人石正。

     2014年5月22日,“义烈团创团95周年及朝鲜义勇队创立76周年纪念学术会议”在密阳市举行,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在发言中指出:2013年,根据中韩两国政府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在哈尔滨火车站修建安重根义士纪念馆,日本政府对此向中韩两国政府提出抗议,称安重根是“恐怖分子”,我们应当指出:安重根、尹奉吉、金元凤、尹世胄(即石正)等参加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是正义的事业,日本当局没有任何资格横加指责。

     义烈团和朝鲜义勇队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它与太行山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1897年,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三年后被日本吞并。为反抗日本的侵略,朝鲜独立运动,又称韩国独立运动者们,用生命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义举,成为义烈之士,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09年在哈尔滨开枪击毙日本枢密院议长伊滕博文的安重根;1932年在上海虹口公园刺杀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的尹奉吉。

     1919年11月9日在吉林创立义烈团的金元凤与石正,也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石正因策划刺杀朝鲜总督(日本人)而被捕入狱7年,出狱后流亡中国,在南京参与组建朝鲜民族革命党,任中央执行委员,而这个党的总书记,就是义烈团团长金元凤。

     1938年10月10日,经蒋介石亲自批准,朝鲜义勇军(时称朝鲜义勇队)在武汉成立,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东方被压迫民族与解放斗争》的讲话。

     朝鲜义勇队成立之初,有100多人,1939年扩编为3个支队314人,主要任务是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的战地人员一起,开展对敌宣传、审讯日俘、翻译文件和收集情报等工作。两年多的时间里,朝鲜义勇队转战6个战区、13个省份,参加了正面战场的许多重要战役。

     国民党对朝鲜义勇队在中国战场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和战术素养给予了高度评价。1940年10月10日,在朝鲜义勇队成立两周年之际,蒋介石亲自为朝鲜义勇队题词:“手足相卫。”11月15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颁嘉慰电文:“诸同志本东方革命之精神,共为民族解放运动之精神毅力,欣慰良殷。”

     1940年9月,朝鲜义勇队做出开赴华北战场的决定。12月26日,《新华日报》刊登一则消息:“朝鲜义勇队第三区队秋季从湘鄂前线奉命调渝后,决定步行赴华北战场,一星期内即可启程。”

     被称为“朝鲜民族革命党灵魂”的石正,在从重庆前往太行山的行动中,担任朝鲜义勇队第三支队指导委员兼朝鲜民族革命党代表。临行前,他在重庆告别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还有他的妻子何连岳和儿子龙文,踏上北上的行程。


     此时的太行山,八路军也做好了接待朝鲜义勇队的准备,129师385旅旅长陈锡联奉刘伯承、邓小平之命,率部在涉县西达村迎候。

     中国共产党对太行山的重视,始于1935年12月。那时,中共刚刚结束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就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创建的。中共领导人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抉择:红军战略发展方向在哪里?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思考,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向东发展、占领山西、经营太行山的太行山战略,即“扼太行者得天下”的战略。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通过决议,确定将“红军和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1936年2月发动东征战役,以打通抗日前进道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太行山战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八路军三个师挺进华北前线,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以后又成为向中原发展及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基地。

     1938年1月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八路军129师政委的重担,交给了只有34岁的邓小平,这也成为他政治生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40年3月,石正等率领的朝鲜义勇队第一批队员从洛阳北渡黄河,经林县来到涉县西达村,129师385旅举行了热烈的欢迎大会。会址设在西达村外的广场上,朝鲜义勇队和八路军指战员坐在一起,像久别的亲人,歌声、掌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385旅旅长陈锡联致欢迎词,接着385旅宣传队表演了朝鲜节目,他们把服装剪短,代表朝鲜妇女的上衣,用一块布裹在身上,当作朝鲜妇女穿的长裙。能歌善舞的朝鲜义勇队成员也纷纷上台表演阿里郎等节目,整个广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迎会结束后,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接见了朝鲜义勇队成员。

     朝鲜义勇军在太行根据地有三大任务:武装宣传、培养干部和敌区工作。其中的政治宣传表现得尤为突出,直到今天,在太行山的许多村落还保留着朝鲜义勇军书写的抗日标语,如山西左权县云头底,村南阁楼上书写着韩文抗日标语:

    “让我们自由使用朝鲜语!——前志愿兵宣”“打死倭寇的长官,扛着枪来找朝鲜义勇军!”

    “被强制拉来当兵的同胞们,有八路军的地方都有我们朝鲜义勇军,所以要朝天开枪吧。——志愿兵宣”。

     曾在涉县西达村迎接朝鲜义勇军的129师385旅旅长陈锡联,后来移驻在武安市西井村。随该部行动的朝鲜义勇军两名成员,身背着木桶,用笔刷在村庄的墙壁上写下:“中韩两大民族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强盗!朝鲜义勇军宣”。

     西井村的这条标语选用的颜料,是当地盛产的铁红,又称氧化铁,颜料浸透到青砖之内,虽日久天长,但字迹至今仍依稀可辨。

     在朝鲜义勇军进入太行山之前,已有数十位朝鲜同胞在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工作。1941年1月10日至12日,从延安来的一批朝鲜热血青年聚集到山西辽县桐峪镇,以著名红军将领武亭为首,成立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同年6月,又在该地成立朝鲜义勇队(军)华北支队,并在太行、太岳、晋察冀、晋西北、苏中、山东等地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对日作战,在中国东北、北京、上海、石家庄和朝鲜平壤等地建立秘密联络点,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抗日力量。

     在涉县石门村朝鲜义勇军烈士纪念馆里,陈列着邓小平等八路军和边区政府领导人在1942年10月10日参加左权、石正、陈光华等中韩抗日烈士安葬仪式的合影照片,这是我们所能查到的邓小平在太行根据地惟一一张纪念抗日烈士的珍贵照片,它真实记载着那一段难忘的历史。1942年5月,日军对八路军总部等首脑机关进行铁壁合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总部转移时壮烈殉国。

     朝鲜义勇军与八路军总部警卫部队一起,英勇地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冲出了一条血路。5月28日凌晨,朝鲜义勇军和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等被日军包围于涉县庄子岭一带,陈光华牺牲,石正中弹负伤后,在战友崔采的帮助下得以脱身,三天后牺牲在涉县黑龙洞八路军野战医院。在庄子岭战斗中牺牲的,还有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46位新闻记者和编辑,这成为世界新闻史上最惨痛的一幕。

     三个月后,在风景秀丽的涉县莲花山下石门村,庄严肃穆的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落成。八路军前方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等机关及各界人士,出席左权将军及石正、陈光华等中韩抗日烈士安葬仪式。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在大会上代表各界宣誓:“中韩两大民族更加亲密地携起手来,打倒共同的敌人!”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报道中称:“中韩民族精英,生前携手战斗,死后共眠一陵。”

     杨爱功,涉县石门村的一个普通村民,1942年时,他只有八九岁。安葬大会那天天刚蒙蒙亮,他就听到村外有许多人走动的声音,跑到村外的山坡上一看,墓园里来了好几千人,正在举行追悼安葬大会。

     从那时起,杨爱功就与这座抗日烈士墓结缘,解放后他默默守护着,几十年如一日,直到前两年,他感到力不从心,才把这副担子交给儿子杨乃堂,可是刚到中年的杨乃堂却在一场车祸中遇难,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又托付给了儿媳。

     在杨爱功的心里,看守中韩抗日烈士的陵墓,已成为这个家庭义不容辞的职责。

     同样让人感动的,还有庄子岭“八路军的母亲”李才清。

     1942年5月的一个夜晚,八路军总部后勤部长兼兵站部长杨立三,派人把32驮冀南银行钞票、8箱银器、几驮军用服装和许多药品,送到了庄子岭。庄子岭郭家老屋的李才清,带人白土沟挖坑,把钞票放在里面,再用石板盖好,然后放上乱石。

     那天夜里,李才清还把50多名八路军和朝鲜义勇军伤病员隐藏在庄子岭周围的十几个山洞里,每天月亮升起,李才清和丈夫就把小米稀饭做好,一盒盒、一罐罐送进各个山洞里。

     一名朝鲜义勇军成员在这里养好伤,临行时,李才清看到他身上还穿着冬天的棉袄,便让他脱了下来,说:“你这个样子,会让鬼子看出来的,快换上单衣吧。”

     1989年,李才清在庄子岭郭家老屋平静地走完了87岁的人生路程,李才清的大儿子、当年曾与母亲一起为八路军掩蔽物资和给伤员送饭、如今已是90岁高龄的郭喜,曾向中央电视台和韩国KBS、MBC电视台的记者讲述这段难忘的经历。

     当人们来到庄子岭上的郭家老屋寻访时,看到院子里两棵盛开的木槿花,大家惊住了,难道这就是石正、陈光华烈士的化身吗?

     1942年5月邓小平正在太岳和中条山指导工作,6月24日回到涉县赤岸,他听到许多反扫荡战斗中的感人故事后,在一篇与刘伯承联名发表的纪念文章中写道:“最好的纪念,不是在死者血泊周围踌躇,而是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向死者与我们所共同坚信的真理前进!”

     八年以后,新中国大势已定,左权将军和石正、陈光华、何云等中韩抗日烈士的遗骨,由涉县石门村移葬至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邓小平两次题词,其中一幅为:“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们用了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这幅题词现铭刻在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纪念碑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序厅,成为中国革命具有标志性的警语。

     1941年7月,太行根据地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邓小平代表晋冀豫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和冀太联办第三次行政会议提出:将鲁西归入冀太联办管辖,晋冀豫边区临参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筹委会,筹委会接受这一建议。7月7日至8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山西桐峪镇举行,邓小平作为共产党参议员首席代表参加会议。会议根据三三制原则选出议长和副议长,同时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邓小平被选为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参加临参会的领导工作。

     在这次会议上,朝鲜义勇队(军)华北支队代表提出议案,希望对朝鲜义勇军给予援助。

     9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在涉县召开第二次大会,邓小平等61位参议员及朝鲜独立同盟等来宾出席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与李大章(中共中央北方局宣传部长)两位参议员共同提出“聘请日本朝鲜参议员,以团结抗日力量,保卫边区”议案,当即被大会一致讨论通过,后经边区政府聘请,朝鲜独立同盟书记朴孝三当选为边区参议员。

     朴孝三参议员在接受《新华日报》(华北版)记者采访时说:“在华北周围敌占区中,散布着20万朝鲜人,他们被敌人用作危害中国人民的统治工具,但这种罪恶,应由敌人负责……我们的任务,便是要揭发敌人所加于朝鲜人的帝国主义政策,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把20万朝鲜人力争到抗日战线上来。”

     朴孝三决定提出议案:加紧执行“优待朝鲜人民的条件”,以便加强全区性的争取朝鲜人的工作,争取一个朝鲜人就是减少敌人一分力量,增强抗日一分力量。

     1943年10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后,从多方面对朝鲜义勇军给予支持和帮助,即使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八路军各部队都减少了供给,邓小平专门嘱咐必须保证朝鲜义勇军的粮食等供应,使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不断发展壮大。

     1945年8月,朝鲜义勇军根据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发布的命令,在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的率领下,挺进东北,准备收复被日本吞并35年的朝鲜河山。

     太行山,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象征,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脊梁。

     太行山朝鲜义勇军战绩地遗址,特别是涉县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是中韩两国血盟友谊的历史见证。朝鲜义勇军在太行山的战斗历程,也使得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起一条血脉相连的亲情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四次访问朝鲜,为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统一,竭尽全力。1992年8月24日,在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中国与大韩民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为中韩两国关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中韩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战略合作伙伴,双边关系迈入最好发展时期。太行山近年来成为韩国游客来访的胜地,每年来访者达30余万人,来邯郸寻访朝鲜义勇军旧址、登山者也达2万人。我们相信:在2015年和2016年“中国旅游年”和“韩国旅游年”之际,邯郸与韩国的人员往来,将达到历史性的突破,同时邯郸也将成为国际化的中韩抗日历史研究中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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