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县抗日游击大队（以下简称县大队）建于1938年7月，是在中共邯郸县委和冀南第三军分区领导下的一支地方武装。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活跃在邯郸、永年、肥乡等地，同日伪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被冀南三分区群众称赞为“能打善战”的队伍。

1937年10月17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邯郸城。国民党军队溃退，政府官员望风而逃，广大农村一片混乱，土匪四起，打着各种旗号的民团纷纷成立。陈韵之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控制了以陈窑为中心的铁路西邯武公路以北大片村庄；贾村郭化民则公开投靠日军，控制了贾村周围的大部村庄。因而，邯郸人民身受日、伪、匪残酷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8年6月，中共冀鲁豫三特委派马功岑、李著前先后来到邯郸，于7月成立了邯郸抗日政府，马功岑任县长。从此，邯郸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摸索中前进

抗日县政府的成立，鼓舞和激励了人民，也使人民看到了抗日斗争的希望。抗日县政府在全县散发传单，张贴布告，号召全县人民“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参军参战，团结抗战”。在抗日县政府的号召下，广大农村青年纷纷前来参军，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也满腔热忱地投笔从戎，参加抗战。同时，又收编了部分有抗日倾向的民团。正式建立了邯郸县抗日游击大队，马功岑兼任大队长。大队下设四个中队，其中一个中队驻铁路西，三个中队随县政府驻东扶仁一带。9月，县大队的三个中队编入386旅。后又重建了两个中队，共100多人。

1938年10月，县政府和县大队驻在永年县的东大慈村，一天夜里，遭到日伪军的突然袭击。由于县大队刚刚组建，还没有经过战斗的锻炼，而且县大队最好的武器就是“老套筒”，大部分人还没有枪。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县政府和县大队被迫分散撤退。当时被称为“大慈事件”。这是县大队成立后一次最严峻的考验。也是对每一个人的一场考验。“大慈事件”后，经不起艰苦斗争考验的人便开始动摇，有的当了逃兵，县大队只剩下五、六十人。在马功岑带领下，县大队撤到紧挨邯郸县的永南区。重新整顿了队伍，组编了一个中队。这时人虽然少了，但队伍更加精干了，妥协的走了，工农坚定分子留下了，组织反而更加纯洁和坚强了。根据党中央“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号召，县大队活动在邯郸、永年、肥乡三县的边境地区，坚持打游击，开辟根据地，准备打回邯郸。

在战斗中成长

1938年10月，县大队被迫撤出县境以后，继续“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同时，逐步在永南区建立了一小块游击根据地。永南区地处邯郸、永年、肥乡三县交界处，距离三个县城都不超过15公里，而且周围还有许多敌人的据点，完全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县大队只能活动在敌人的夹缝里。县大队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武器弹药，尤其是子弹，没有正常的来源。1939年初，县大队已发展到两个中队100多人。主要武器是“老套筒”和“汉阳造”，而且不是每个战士都有，有的只是背几颗手榴弹。战士手中的子弹，打上一仗就用完了。敌人说县大队是“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所以当时的县大队，不能主动向敌人出击，而是尽量避免打仗。为了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县大队首先武装自己，走出一条在战斗中发展自己，在战斗中壮大自己的道路。县长兼县大队队长的马功岑果敢胆大，足智多谋，他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县大队走出了困境。

1939年3月，县大队在邯肥路梁庄一带打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截获敌人运粮车十几辆，还有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这是邯郸县大队打的一次大胜仗，也是冀南三分区的一次大胜利，非常鼓舞人心。后来马功岑派人把马车和粮食等物资送到山东卖掉，从国民党军队里买回枪支、弹药，县大队的装备初步得到了改善。同年5月，又进入邯郸县境内，打了河沙镇据点。

河沙镇位于县城东南15公里，是日军伸向城外的第一个据点，驻有日军十几人，伪军30多人，据点周围有沟有墙，是各据点中力量比较强的一个。这个据点的伪军，依仗日军的势力，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为了打击伪军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县大队回到邯郸的时候，第一个攻击目标就选定了河沙镇据点。经过详细的侦察部署，1939年5月的一天夜里，县大队急行军15公里，包围了据点，诈使伪军哨兵放下吊桥，县大队一拥而入，一枪未发，将伪军全部俘虏，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数百发。对所俘伪军经教育全部释放，把两个罪大恶极的小队长砍死在村外沙滩上，并贴上县政府的布告：谁死心踏地当汉奸，欺压百姓，均逃不出如此下场。这是县大队第一次打据点，成为当时轰动全县的新闻，使敌人震惊，群众高兴。充分显示了县大队的力量。

1939年“青纱帐”起后，县大队不断向敌人出击，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坚持“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方针，打了许多漂亮仗。

第一次战斗是巧取南沿村炮楼。南沿村位于邯郸县城东北的永南区，驻有十几名日军和部分伪军。这个炮楼的存在对于县委、县政府在永南区的活动威胁很大，所以县大队决定拔掉它。经过周密的侦察和计划，在1939年秋季的一天，利用南沿村大集，县大队的20名战士化装成赶集的农民，有的推车、有的挑担，全部带着短枪、短刀和手榴弹，和赶集的人群一起混入寨内（南沿村周围的寨墙），突然袭击，全歼该处之敌。这次战斗仅用十几分钟，缴获了十几支“三八”式步枪和一门掷弹筒。这是日本侵略军入侵邯郸后，遭到的一次沉重打击。这一仗县大队出了名，也使驻邯郸的日军知道了八路军的厉害。此后，南沿村据点只有伪军不再驻日军了。

第二次战斗是邯永路上智夺日军枪。1940年2月，日军强迫老百姓修筑邯郸至永年的公路，由于老百姓不愿为日军卖力，就消极怠工，在修路中磨磨蹭蹭。于是，日军每天派18名日军士兵和18名伪军监视修路。他们到工地后，就把枪架起来。派两名士兵站岗放哨，其余都到路上监视民工。县大队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奇袭日伪军，夺取枪支。某日，马功岑亲自率领一批挑选的精干队员，全部带短枪，化装成老百姓，加入民工中。工地上刚干起活来，马功岑一枪击毙一名日军士兵，队员听到枪声，蜂拥而上，将枪支全部缴获。日伪军听到枪声，因为手中无枪，干着急没办法，争相逃命。老百姓趁机四处逃散，县大队队员也随之撤离，整个战斗仅十几分钟。消息传出后，振奋了群众的抗日情绪，受到冀南行署的登报表扬。

第三次战斗是奇袭黄粱梦炮楼。黄粱梦炮楼位于邯郸城北10公里，紧靠京汉铁路，是邯郸的北大门，这里驻有8名日军士兵和30几名伪军。1941年2月25日夜，县大队由大队副弓少锋带领，急行军25公里，直奔黄粱梦。夜12时，县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捣敌人炮楼。首先打死值班日军士兵，接着把手榴弹仍进住室，日军士兵尚未穿衣即被全歼，伪军缴械投降，打开弹药库，将弹药搬得一干二净，仅15分钟结束战斗。这次战斗缴获机枪1挺、步枪30余支、弹药一大批。县大队打出了威风，一些伪军尽量躲着县大队走，小股伪军根本不敢和县大队作战。日军呼叫马功岑“神出鬼没，大大的厉害”。经过两年的时间，邯郸县大队不仅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也壮大了自己。到1941年上半年，县大队发展到两个中队，一个骑兵排，一个手枪队，共200多人，装备有一挺机枪，一门小炮和部分“三八”式步枪。这在冀南各县大队中要算是最好的装备了。被誉为三分区一支“能打善战”的队伍。

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

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日军狂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1941年2月至1942年10月，日军在华北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采取所谓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体战，妄图致敌后军民于死地。在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频繁“扫荡”的同时，对敌占区则以“清乡”为主，加强军事控制和强化治安。邯郸县是日伪在冀南的统治中心，境内有重兵驻守，被称为“治安模范县”。在邯永、邯肥、邯大等各段公路的重点村镇，铁路沿线的车站、桥头、道岔、路口都修筑了据点；邯郸县周围挖掘县界沟，在县界上隔三四里就修建一个碉堡，城周围和车站更是碉堡林立，炮楼成群，据不完全统计，在邯郸有炮楼22座，县界沟达155公里长。此外，日军在邯郸进一步强化伪政权、伪组织，扩大伪军，实行“以华制华”，建区、编乡，实行保甲制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伪秩序。明设报告员，暗地坐密探，日军的便衣、特务、宪兵等，更是三三两两处处招摇撞骗，作威作福，讹诈欺压群众。强化保甲制度后，颁发了所谓“良民证”。以“清乡”“查户口”为名，抓捕群众，搜查抗日干部，妄图以此阻止抗日活动。

在这样艰苦复杂的条件下，县大队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战胜敌人“扫荡”的指示和“敌进我进”的方针。利用敌人对解放区进行“扫荡”，后方空虚的大好时机，积极向县境内挺进，扩大活动范围，使敌人这个“治安模范县”不得安宁。

在斗争方法上，县大队改变了以打为主的方法，实行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法。1942年，县大队实行精简，保留了一个中队两个排，共100余人，并且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活动或三五人组成分队进行活动。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和组织员，每个人或每个小组都有三个任务：一是侦察员，发现敌情立即报告；二是战斗员，遇上多数敌人就进行骚扰，破坏敌人行动；三是工作员，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协助组建工、农、青、妇等组织。在一区和二区都有区分队，小分队配合区分队，充分利用敌人“灯下黑”的情况，深入敌后，发动群众，打击敌人。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穿插敌后之敌后。敌人出来“扫荡”，小分队就钻到敌人腹背受击，顾此失彼。在三区和一区的边沿村庄，还挖了交通沟，改造村行，挖地道，以便于和敌人周旋，使敌人找不到县大队，县大队却可以随时打击敌人。此外，城里城外配合，敌人出来“扫荡”，城里的地下工作者就散传单，县大队就在城外搞袭击，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

争取伪军也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为适应争斗的需要，县大队把过去以打为主改变为争取和瓦解为主的方法。对待伪军是“先理后兵”，首先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教育争取工作。一是以县大队负责人的名义和伪军头目拉关系。二是通过伪军的亲属，给他们捎信，向他们提出要求。三是开展“红黑点”活动，组织人员到炮楼附近喊话，警告伪军，办坏事记黑点，办好事记红点，将来算帐。伪军都是当地人，家属多在农村，他们办坏事，对家属也不利，所以家属也做他们的工作。经过工作，差不多每一个据点里都有和县大队有联系的伪军。这样一来小分队的活动就很方便了，而且也避免了一些损失。对个别死心塌地当汉奸的就坚决干掉。慑于县大队的威力，许多伪军都提心吊胆，不敢与县大队为敌。1943年发生大面积的蝗灾，县大队配合群众打蝗虫，一直打到炮楼跟前，伪军也不敢开枪。有一次，打蝗虫的人又热又渴，大队政委李著前就派管理员给炮楼上送了一张字条，不一会儿，两个伪军就送来一担水。

改造村政权和除奸反特也是一项重要工作

当时，敌人对农村的统治是很严密的。根据争斗的需要，县大队采取了表面上不打乱敌人的伪秩序，允许两面政权存在。工作基础比较好的村，村政权被日政府掌握，也应付敌人；其余大部分村庄是属于两面支应，对抗日政府开展工作，使抗日干部连村都进不去，县大队就把他枪毙在邯大公路上，并以县政府的名义出布告宣布他的罪恶；杨庄郭顺兴投靠日军，为非作歹，搜查抗日人员，县大队乘其办婚事，将其枪毙在清凉寺村后；杨庄村长郭金兴，暗里投靠敌人，表面应付我们，几次警告无效，就把他枪毙在杨庄大街里；小郝庄的小郝当敌人耳目，给敌人送情报，县大队将大队包围了他，枪毙了首恶分子和刀劈了“破大车”（即老开子）。由于锄奸反特工作的开展，给群众除了害，壮了胆，敌人失去了耳目，许多伪职人员胆战心惊，抗日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到1943年，除县城附近的少数村庄外，大部分村庄已变成实为抗日名为应付敌人的两面政权。

发动群众开展“反资敌”、“反派夫”活动。1941至1942年，邯郸连续发生自然灾害，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而敌人的掠夺也更加疯狂。因此，抗日县政府在游击区普遍开展了“反资敌”的斗争。口号是“饿死鬼子，困死伪军”。一是组织群众“坚壁清野”，把所有粮食、物质全部收藏起来，敌人来了什么也得不到。二是不准给敌人送粮送物，有时敌人逼得紧，不送不行，县大队就派几个战士打几枪，敌人跑了，粮食也送不成了。再就是送假粮，事先与县大队联系好，粮车走到半路上，县大队打一阵枪，然后叫伪村长去报告，说粮食被八路军截走了。

此外，县大队也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人进行坚决打击。1943年麦收后，永年的伪军100多人出来抢粮，县大队进行伏击，一次消灭伪军30多人，缴获机枪1挺。

1941年至1943年，敌人用了最大的力量，以极其野蛮残忍的手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蚕食”。在兵力上敌人处于绝对的优势。但是，由于县大队坚持了敌后游击战争，扎根于群众之中，敌人不但没有蚕食掉县大队，相反，县大队的活动范围比以前扩大了。过去只有在边境上打游击，这时县大队以邯郸县东部为基点，南可到马头，西到柳林桥，北到黄粱梦，除了邯郸城外，基本上控制了全县广大农村，粉碎了敌人的“扫荡”，闯过了艰苦时期。

县大队面对的敌人是强大而极其凶恶的。在敌人鼻子底下工作和战斗，时刻都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因此，“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每一个胜利，都需要付出血的代价。1942年秋季的一天，县大队一支12人的小分队驻在三区的北中堡村，由于汉奸的告密，夜里被日伪包围。次日凌晨战斗打响，因敌人占有绝对优势，突围根本没有希望，战士们只能边打边退。他们从村外退到村里，从房上退到房下，敌人步步进逼，最后被压缩到一个屋子里，子弹打尽了。战士们把枪支破坏了，每个人留下一颗手榴弹，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但敌人却不敢接近，爬到房上，把房顶刨开，像冰雹一样的手榴弹仍进屋里，12名战士全部牺牲了。可是他们连自己的姓名都没有留下。1942年12月25日，马功岑及县大队一部在永肥县李凹村被敌包围，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3年下半年，县大队扩编为两个中队，共200余人。1944年，县大队根据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的抗日方针，开始拔除敌人的据点，把敌人压缩到几个大据点里。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由于敌伪执行蒋介石的密令，拒绝向八路军缴械，县大队在广大民兵的配合下，展开了全面攻击，敌人龟缩到邯郸城里。驻守邯郸城的郭化民伪军摇身一变为国民党军队，拒不投降。1945年10月4日，县大队配合正规军一举解放邯郸城，使文明古城邯郸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邯郸解放后，县大队进城维持社会秩序。后扩编为5个中队，并参加了“邯郸战役”等战斗。1947年，县大队改编为晋冀鲁豫第四独立团一营，参加了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