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系统总结成功经验，科学编修国史，有利于更好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做好国史研究，至少需要处理好对以下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是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终结和新中国的成立，二是关于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三是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四是关于改革开放前各种思想批判运动和百家争鸣，五是关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六是关于现代化与阶级斗争。总起来讲，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问题以及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来指导研究的问题，这是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国史研究理论中的根和魂。努力体现这些指导思想，国史“三大体系”就会陆续建立起来，国史研究就一定能繁荣发展。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研究；国史理论；“三大体系”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多卷本研究编纂是当代中国研究所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文化工程。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没有专门研究，对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也未曾深入思考。新中国成立时，我刚满 10 周岁。毕竟，我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70 多年历史的全过程，对国史有着切身感受。我一辈子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一直在思考中国近代史的“三大体系”建设问题。中国近代史是国史的昨天，新中国是从近代中国走出来的，所以我在思考中国近代史学术理论问题的时候，不免会想到国史的学术理论问题。而且，史学领域的理论问题有相通的地方，如唯物史观是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国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点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不需要多加讨论。但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也有其自身的若干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在认识上存在分歧，就会影响其研究水平和研究结果。因此，我想把我脑海中萦留的一些有关国史的思考，不揣冒昧，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

一、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终结和新中国成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终结和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源头，也是国史研究的源头。讲清楚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等革命根据地的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的初创阶段，也是革命根据地理论的初步形成阶段。第二个阶段，即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成熟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即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各解放区，包括 1948 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收获的阶段，也是它的终结阶段。把党的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的形成及其终结做这样的概括，可能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

第三个阶段时间很短，不过三四年，但取得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国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共中央在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极为重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报告中提出两个“战略重心转移”的新论断：“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毛泽东的报告为新中国的成立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纲领，擘画了新中国的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际上是按照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明的方向来进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战略重心转移”新论断，是我们开展国史研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理论问题。

两个“战略重心转移”表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之后就不能再实行革命根据地的政策了，其工作方法已经完结，所以我说这是革命根据地理论和实践的终结阶段。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和实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新探索，是改变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思路，是在革命时期反对国民党统治所必须采取的理论和实践。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始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新目标而奋斗。这就要求铲除残留的根据地“山头”思想，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国家建设。这是研究国史要非常关注的一点。

早在 1944 年 8 月，毛泽东就给博古写过一封信，讨论“走出家庭”问题：“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由上可见，毛泽东认为，出路不是在农村，将来是要进城的；进城是干什么？进城是要干工业化、机械化，要有机器。所谓“获得机器”，就是指国家要进行机械化、工业化，也就是通过工业化、机械化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封信的理论意义值得高度重视。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也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见，随着中心工作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转移。前述毛泽东给博古的信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对此更是作了系统阐述。这个思想实际上是毛泽东关于建设新中国的构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夺取国家政权以后，要实现工业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这个思路是很清晰的，是明白无误的。

总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所提出的两个“战略重心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是我们研究国史需要非常明确的一个思想。

二、关于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

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计划经济，有学者已写过长篇专门文章，我同意其意见。这里想补充一点我的看法。

1848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英国伦敦首次公开出版。几乎同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专门提出 25 个问题，以对话形式阐明其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恩格斯的这些认识，理论界过去似乎存在片面理解情况。我们过去把《共产党宣言》概括成一句话，就是“消灭私有制”，似乎革命成功就要消灭私有制。恩格斯在这篇关于共产主义的谈话中，回答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废除时指出：“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财产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现今社会，只有创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消灭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观点恩格斯讲得很清楚。这对于从理论上认识在生产力很不发达基础上建立的新中国，理解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尤其重要，是理解我们采取“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的理论根据。

恩格斯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要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生产。对此，他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明确提出过：“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管理这一切”，“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

苏联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可能就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直接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走社会主义道路，从 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正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效仿苏联的办法。所不同的是，中国是在国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并存的情况下实现计划经济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对当时打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很重要的调节作用，所以我们不能全面否认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只是我们要注意到，恩格斯所讲的计划经济是在社会经济已经高度发展的时候展开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总结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把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这种对经济发展的指导性计划是针对全社会的，不仅规范国有经济的发展，也规范民营经济的发展。对计划经济的这种理解和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与计划经济多少有些关联的是关于对“闭关锁国”的认识和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过我们受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包括“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邓小平这个提法，是针对当时我国的一些社会客观现实来说的，有强烈的针对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今天研究国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似不能简单地讲“闭关锁国”。我觉得，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谓“闭关锁国”问题，要做全面的历史的分析。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得很清楚：“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启了冷战，资本主义世界发起反共高潮。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和禁运，使得中国失去了同大量西方国家做生意的现实条件。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我们这时候就是“闭关锁国”。实际上我们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开放的。这个开放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层面。同时，我国对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开放的，且还在积极努力打开对外工作局面。

正如毛泽东 1955 年 3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所提到的：“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1956 年 2 月，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汇报，当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习技术时，毛泽东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等等，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4 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即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也从西方大规模引进过技术设备。

对外开放，包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贯思想。但当时的客观条件是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对我国进行封锁。所以这个“闭关锁国”看起来是客观现实，但这个现实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给我们设置的，不是我们主动采取的政策，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锁国”的。所以，对于“闭关锁国”，我们要分析它的成因，即主要是来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闭关锁国”是不能实现工业化的，是不能实现现代化的。一些西方国家封锁中国，是反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堵塞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想办法打破这个封锁，走向世界，今天还在向全世界进一步开放，成绩是巨大的。

三、关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建立新中国，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很明确了的思想。新中国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基本结束后，就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推进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此过程中，156 项重点工程初步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总体来讲，156 项重点工程是一个投资庞大的建设工程，也是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工程管理人员的养成学校，建设规模实际上超过了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包括民国时期以国家政府的形式投资经济建设的投资量，初步打造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

1956 年，通过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实际调查，毛泽东完成了重要理论文章《论十大关系》，总结出不同于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农轻重的经济发展战略，即重工业的发展还是重点，但是要加大农业、轻工业的投资。重工业投资大，收效慢，农业、轻工业较易积累，能够支持重工业发展。粮食产量增加，对支持工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苏联粮食生产长期达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是一个严重教训。我国在20 世纪 60 年代初让大量城市居民还乡，也与受到农业发展制约、受到粮食生产不够满足工业发展的制约有直接关系。可见，农轻重的发展战略对指导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农业合作化是毛泽东非常重视的问题之一。毛泽东在组织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写了很多按语，他用了很大的精力来关注农业合作化。我认为，毛泽东关注农业合作化既是关注农业、农村、农民本身，更是从战略上关注、支持工业化发展。搞农业合作化，把个体劳动变成集体劳动，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给工业化提供劳动力、资金及原料等，最终目的是推进工业化。这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早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

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消灭农村，包括用圈地运动等残酷手段把农民赶出农村，使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业劳动力。我们看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工业化，都有这么一个过程，用十分残酷的办法剥夺农民耕种土地的权利，把农民赶到城市。一方面提供了城市的工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则提供了工业发展需要的土地。马克思对这些都有很深刻的论述。我们的工业化不能走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老路，采取剥夺农村、强迫农民走出农村的办法。所以，我们采取了农业集体化的办法，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原材料，积累资金。以农业合作化支持工业化，也是在避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犯过的错误。显然，中国工业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许多研究者似乎不曾注意，农业合作化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变化，就是土地制度的改变。我国原来的土地所有制，在商周时期实际上是国有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行奴隶劳动。后来进入封建社会，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逐渐演变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几千年。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对于支持我国封建社会是起了作用的，却不利于我国的工业化和国家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搞土地改革，就是要把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改变成农民土地所有制，把地主也改造成依靠农业劳动生产维持生活的农业劳动者。然而，无论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还是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实际上都还是土地私有制，私有本质没有改变。实现高级农业合作社后，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这是几千年来我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大改变。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就具有了半社会主义的性质。这个改变，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讲中国式现代化，我认为必须要注意到这一点。

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后，我们又搞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政社合一。政社合一并未改变而是强化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83 年以后，我们实行政社分开，取消了人民公社，唯一没有解体的就是土地集体所有制。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土地、河流、山脉等都是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这个性质到今天没改变。今天我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立”（即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立），是适应中国特色农业发展需要确定的，基础还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为我国工业化道路铺平了坦途。

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规模，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如果没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我们不可能建设这样多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城市化扩张速度、范围。不仅仅是大城市，中小城镇的变化也是巨大的。从城镇化到新型城镇化，数亿农民转入城镇，没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不可能办到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土地国有，这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个重要的物质前提。

所以，我认为，我们要很好地认识土地改革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带来的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这个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是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以来所没有过的，成为我们今天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巨大物质基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得以形成的物质载体。农业合作化，不是着眼于把农村和农民固定在土地上，而是具有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眼光。工业化、现代化的结果，使我国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数亿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最终有利于全国农民的生活改善。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土地改革及农业合作化所带来的后果。

四、关于改革开放前各种思想批判运动与百家争鸣

1953 年，毛泽东提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是“百家争鸣”。1956 年 4 月，毛泽东正式提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文化、科学事业的一项基本方针。20 世纪 50—60 年代，历史学界百家争鸣开展得很好。过去常讲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问题，主要是指中国古代史研究，包括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其实，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争鸣也是很多的，比如，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近代中国发展基本线索问题、近代中国的革命和改革问题，等等。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争鸣也很热烈。

这些争鸣有力推动了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繁荣发展，大大推动了我国学术的进步。这种学术进步是清末以来包括民国时期不可比拟的。这些争鸣，不能简单地看做一般性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是给整个知识界、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舞台。所有参加争鸣的学者，不论持什么观点，都是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他们说了什么，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些问题。所以，当年学术界、文化界百家争鸣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是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一个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我们编纂国史，纂修新中国意识形态发展史，要看出这一面来。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思想政治批判运动，如胡适批判、《武训传》批判等，我认为也可以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角度去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有了很大进步，但有些研究走得有点偏，比如胡适研究。胡适在“五四”时期起到了先锋的作用，这是大家都肯定的。但是从他与李大钊“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他成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这也是很清楚的。“五四”之后，胡适名义上是个学者，写了很多学术著作，但他后来走到国民党政权的一方，成为驻美大使，蒋介石一度想推荐他竞选副总统。所以 1949 年胡适被列入战犯名单。我觉得，我们研究胡适，不能只注意胡适的学术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胡适批判，对当时的人们了解国民党统治下的文化政策有帮助，也有利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当然，现在回头来看，20 世纪 50 年代胡适批判中有些说法、措辞有过头的地方，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