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

2024 年 8 月，我参加了全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学术研讨会。邓小平的著作，我过去都读过，但主要是从政治学习的角度去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学习是很不够的。为了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我又下功夫把邓小平所有的论著看了一遍。我还看了一些邓小平研究相关的重要文章，以了解学界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倾向。为了与苏联相比较，我还特别把《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中十月革命以后的文献也仔细看了一遍。坦率地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共中央的某些政策，我当时并不是很理解，一度认为搞市场经济有可能形成资本主义。西方一些宣传常常讲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次研究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个思想清理的过程。

通过这次研究邓小平，我把邓小平有关改革开放的一系列论述、政策主张概括为“改革开放论”，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展开论述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1918 年就开始考虑苏俄的经济建设问题，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我们以前学“联共党史”，一个印象是十月革命后搞“战时共产主义”，之后才是新经济政策。这次读列宁的文献，发现实际上列宁在 1918—1919 年就多次提出要善于学习资本主义经营的一些办法，要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的理论，“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1918 年 4 月，依据这个理论和当时国内形势，列宁提出了“暂停”向资本进攻、在苏维埃政权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设想，提出了向资产阶级学习、与资产阶级合作社达成协议的想法。由于 14 个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干涉苏俄内政以及国内战争，这项政策未及实施，就被“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代替了。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为了保证前线作战和最基本的工业生产需要，对全体农民实行强制性的余粮征集 制，不是“暂停”向资本进攻，而是加强了进攻。

1921 年苏俄国内战争结束，14 国武装干涉失败，苏维埃政权站住了，但是经济极为困难。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是把他在 1918—1919 年已经提出的一些思想进一步具体化。第一，用实物税（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这样农民除了按规定交纳粮食税，余粮可用于市场交易，可容许自由贸易，按列宁的说法，“流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必须让各地的农业和各地的工业在当地范围内有一定的流转自由”，这就是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促进市场流通，发展工农业生产。第二，实行租让制，“苏维埃政权同资本家订立合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把自己的工厂、原料、矿山等生产资料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订约人或租借者的身份，利用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以其资本赚取利润，并把一部分产品交给社会主义国家”，“租让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第三，列宁认为，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我们应当大胆承认，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而且应当向资本家学习”；“不要害怕让共产党员去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多花点‘学费’并不可惜：为了学习要不惜破费，只要能学到东西就行”。列宁认为：“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同时，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在不改变其本质的情况下，可以容许贸易自由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而且要以国家调节（监察、监督、规定形式和规章等等）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为条件。”新经济政策改变了苏俄的经济状况。列宁的这些思想，我觉得很接近于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的思想。

我这次也看了斯大林十月革命以后写的一些文章。我认为，斯大林没有按照列宁的主张来做。按照斯大林在 1936 年主持制定“斯大林宪法”时候的总结，1921—1924 年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时期，1925—1936 年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新经济政策终结的时期，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完全消灭的时期”。显然，斯大林用他主持新经济政策的“终结期”否定了列宁主持新经济政策的“活跃期”。所以，1936 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苏联国内全部都是国有经济。

列宁面对的情况，是在俄国资本主义不是很发达的基础上展开革命和建设。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在欧美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首先产生的，比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四个国家。这些国家在当时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的。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最发达，无产阶级最集中、最强大，所以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共同发生。列宁则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新的特征，改变了这个认识。他提出“帝国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突破，以此来推进俄国革命。但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马上就面临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发展不够的现实状况，其经济发展不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所以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光靠俄国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是不够的，还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办法。

如前文所述，类似的思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论述中就有了，在之后如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也有体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 1979 年提出市场经济的时候，党内几乎没有人接受，到南方谈话集中谈论市场经济之后才比较广泛为人所接受。1992 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事实上，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的经营手段、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比起当年的俄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更是薄弱。所以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当中，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要借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技术手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技术手段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两回事。换言之，我们批判资本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但要接受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一些技术手段。

同时，我也认识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是不妥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规定，关键就在于领导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是在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之下，是在为全体人民谋利益之下来发展的。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允许或者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也是中共十六大以后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和理论根据。

六、关于现代化与阶级斗争

过去讲中国近代史，有所谓的“现代化史观”。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有人主张用现代化范式来概括中国近代史的一些基本范畴。我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问题还是一个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问题，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这个大前提下，如果过于强调当初所谓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都是不合适的。我们过去讲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对不对？也对。但在面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问题上，工业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还是要放到次要地位。只有工业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没有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工业救国等就是空的。只有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工业救国等才能落到实处。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我认为首先要突出反帝反封建，要突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现代化应该放到次要地位。写中国近代史的时候，“现代化史观”不能作为统率性质的史观，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研究方法。

我认为，统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过去有人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包括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实际上，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提出革命史范式这个概念，主要是对范文澜等人学术思想的一个批判。

我以前也用过革命史范式等说法，后来我提出，我们研究历史最主要是用唯物史观来作为指导。唯物史观是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所谓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都只是一种方法，不能取代唯物史观的指导思想地位。

很多人把洋务运动说成是中国现代化开端，这种说法我也不赞成。章开沅等人过去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早期现代化”。这个概念，我大体上认可。我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才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才是中国现代化真正的开端。在 1949 年以前，中国顶多只有早期现代化。从洋务运动一直到民国时期，我们国家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的任务提出来。这个历史任务不存在。限于国家统一、民族解放这些最底线的、最重大的历史任务，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不可能把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取得了反帝反封建胜利，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情况才发生改变。所以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纪元，也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纪元。

中国式现代化是从新中国成立才开始的。照道理讲，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应该把现代化放在第一位，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二位。这是现代化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阶级斗争应该放在第一位，现代化应该放在第二位。所谓“阶级斗争”，具体体现就是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就是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政权巩固、政权建设的需要，头几年强调阶级斗争是必要的，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从 1953 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和政府就把经济建设、工业化建设作为中心任务来考虑。后来之所以有“大跃进”等，实际上都体现出我们以现代化建设、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的思想。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认为，对“大跃进”等也不能完全否定。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及随后进入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让我当时感受到了全社会有一种极为向上的精神力量，在当时物质基础很贫乏的状况下，全民真正是勒紧腰带为国家建设而献身。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更是极为震撼人心。事实上，我们很多成就都是那个时候奠基的。所以这个时期不能简单否定。“大跃进”时期，我们的确有失误，主要是用计划经济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认识不足。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全民的精神动力，源于近代中国的苦难作为我们奋斗的动力。

中国人因为近代以来受到压迫，尤其是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造成被侵略、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使得我们全体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即早点摆脱过去那些苦难的日子。我们当时希望通过人民公社化运动马上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脱离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但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由于过去贫穷落后而产生的一种要不懈奋斗以改变落后局面的共同想法。新中国一直走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分开是不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怎样理解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理论，是我们研究新中国史应该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讲阶级斗争，毛泽东也讲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阶级社会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历史上，存在阶级斗争都是不成问题的，但在社会实践中如何运用应该是有讲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都讲阶级斗争，都是在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处在一种被剥削、被压迫、被统治的地位，因而要革命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思想。当无产阶级、人民群众从被统治者成为统治者，成为历史发展的主人、国家主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强调阶级斗争？这是一个在理论上需要思考、在实践中需要总结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生人民政权巩固以后，应该要全心全意推动经济建设。推动经济建设目的就是极大地提高物质生产力，就是为了使得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力尽早超过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超过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这样，才能说社会主义战胜了资本主义。所以，怎样处理阶级斗争就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

2023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五个突出特性，其中有一个就是和平性。中国要和谐，世界要和谐，这是一个理想，其实现实并不是很和谐，世界尤其不和谐。我们究竟怎么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

我认为，当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处在被统治地位，要去夺取政权、推翻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应该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把阶级斗争的理论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当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以后，阶级斗争在现实生活中就要适当地控制，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就要停止，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处理，不要轻易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

总起来讲，国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即如何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研究的问题，这是国史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国史研究理论中的根和魂。努力体现这些指导思想，国史“三大体系”就会陆续建立起来，就不会走偏方向。上面所谈的所谓“理论问题”，是国史研究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把握好了，对于国史“三大体系”建设也是有意义的。不过，我是否把握好了，是否符合总的指导思想，是否符合唯物史观，还要请各位专家拨正。

（作者张海鹏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