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有实行抗战的行动准备，也有指导抗战的思想准备。全民族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以伟大战略家的深邃眼光洞察了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责任引导其走向胜利。毛泽东指出：“这个战争不但是解放中国的旗帜，而且是具有国际的革命意义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们。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识，中国历史进入了全面的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屡溃屡败，既没有给中国人民一个赢得抗战的希望，也没有指明抗战发展的方向，是毛泽东写出“雷霆不朽文”——《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为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提供了科学指导。《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指导作用，特别突出地体现在政治指导、军事指导和思想方法指导等方面。

一、《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从政治角度对全民族抗战的意义、态度、路线等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作出了明确回答，指明了抗战的前途和方向。

第一，阐明抗日战争具有空前的伟大意义，妥协没有出路，只有坚持抗战才有出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卢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日民族矛盾愈发凸显。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决定了抗日战争具有“空前”和“伟大”的意义。《论持久战》开篇即明确指出：“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是要变半殖民地的中国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是要灭亡中国，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能挽救民族危亡。早在 1935年 12月华北事变之时，毛泽东就判断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而这种情形，已经“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也“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根基，无论何党何派何人，都面临民族存亡的问题。民族存亡高于一切党派利益，只有坚持抗战才有生存之地。正是立足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其次，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采取的“普遍野蛮的政策”和实行的“公开的掠夺”也是空前的，只有奋起抵抗、坚持抗战才能赢得解放。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日本侵略者“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而且，侵略者“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这种绝境，使一切阶层的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形成了绝对的敌对，只有坚持抗战的一条路可走。“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抗战之路是中国获得新生之路，“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

第二，阐明坚持抗战就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不可能有抗战胜利。《论持久战》高举民族义旗，重申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鲜明地强调：“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20世纪 30年代，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 1/25，人口只有中国的 1/6，它为什么敢于侵略中国呢？《论持久战》认为这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冒险性，除了中国工业化没有搞起来，军力和经济力落后于日本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中国政治腐败，人民的力量不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论持久战》分析道：“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由此，《论持久战》强调，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 ”

《论持久战》多次将民族战争与土地革命战争时的阶级战争作比较，认为民族战争能够团结更多的人，能够凝聚更大的力量。《论持久战》中引述了 1936年 7月 16日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的一句话：“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过去土地革命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内战时的阶级战争能够团结被压迫阶级的力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则能够团结全民族所有阶级、阶层的力量。内战时的阶级战争能够赢得底层民众以弱抗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则更能赢得全民族范围的民众以弱抗强。关键是要动员、组织全民族的力量。“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空间上是要全面的全民族的坚持，在时间上是要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地坚持，直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北伐战争的推进得益于国共两党坚持反帝反军阀的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的破裂，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基于前车之鉴，《论持久战》批评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合乎自己党派需要则拿来，不合则放弃的政治上的“近视眼”，指出：“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止之时，都要发生。”正如《论持久战》所预见，在随后的抗战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曾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到破裂的边缘，而共产党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努力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与顽固派分裂行为作斗争，极力维护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三，阐明只有坚持进步才能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抗战胜利。《论持久战》分析中日双方相互对立的四大特点，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其中中国“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的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团结和抵抗是它没有料到的。《论持久战》指出：“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在分析中国抗战力量的向上变化时，《论持久战》认为，“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进步时代”的“先进的党派”，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在分析中国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共产党和别的党派这三个因素时，认为共产党有着抗战的坚定性，“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共产党有建党以来 17年以弱抗强经验的积累，特别是游击战争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反观国民党，“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

“进步时代”的“先进的军队”，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军队的进步表现在现代化的技术、灵活的战略战术、官兵一致的民主化等方面。《论持久战》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国民党军武器比八路军、新四军好，但用阵地战对付日本军队，存在着“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军难以顺利实现国内战争的战场向民族战争的战场的转变。共产党军队的进步就在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能做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就在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能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打游击战争。《论持久战》指出：“‘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够顺利实现由国内战争的战场向民族战争的战场转变。

“进步时代”的“先进的人民”，是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的人民，是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民主政治下的人民。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相互促进。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所以《论持久战》指出：“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中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克服了民众无组织状态的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二、《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

赢得抗战胜利，不仅需要正确的政治指导，而且需要正确的军事指导。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前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依仗全国性政权的执政资源、武器优良、军队数量多等优势反复“围剿”红军，没有领导抗日战争所需要的以弱抗强的军事斗争准备。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就有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准备，并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自井冈山斗争以来，积累了依靠农民建立根据地，运用游击战法和运动战法与强敌周旋的经验，有了抗日战争所需要的以弱抗强的军事斗争准备。《论持久战》是在全面总结中外历史上以弱抗强的战争经验，系统总结十年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弱抗强的历史经验，深入总结全面抗战十个月来以弱抗强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对如何进行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的军事指导作用。

第一，科学回答了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关键问题。在己弱敌强时，弱者不可能一下子打败强者，不可能速战速胜，只能拖住强者，一步一步地消耗强者，通过长期努力，争取实现强弱形势的转变。所以以弱抗强时需要持久战。然而，有没有以弱抗强的经历、经验，对持久战的认知是不一样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其领袖毛泽东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以弱抗强经验，因而能够科学回答为什么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关键问题。

《论持久战》是根据什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呢？总的根据是：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个总的根据，揭示了战争的性质、程度等根本属性。随后，《论持久战》又指出，“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并具体分析了战争双方在对比之下呈现出的四大特点：

一是敌强我弱。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都不如日本。这是战争不可避免和中国不能速胜的基本原因。二是敌退步我进步。日本发动的是帝国主义性质的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从社会行程来说，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已经处于退步时代，发动侵略战争即是其国内矛盾激化、发展乏力的外在表现；日本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特点产生了其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在道义上是法西斯的和反人类的。“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中国是产生了新的政党、新的军队、新的人民、新的经验的国家，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为进步，“是如日方升的国家”；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中国“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三是敌小国我大国。日本地小、物少、人少、兵少。“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四是敌寡助我多助。在国际形势上，日本失道寡助。中国由于抗战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以上四个方面合起来分析的结论便是：“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科学分析了长期的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要实行不同的战法。《论持久战》除了重视从横的方面对比中日进而分析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个问题，还重视从纵的方面即抗战的过程和阶段来回答这个问题。《论持久战》将抗战清晰地分成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速胜论者是反对三个阶段论的，认为中国能迅速反攻，无需经过三个阶段。亡国论者也是反对三个阶段论的，认为相持和反攻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认为，是否承认这三个阶段，是判定是否真正持有正确持久战观点的关键标准。他指出：“所谓持久战，所谓长期战争，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战争的三个阶段之中。如果承认持久战或长期战争，又不赞成三个阶段，那末，所谓持久与长期就是完全抽象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内容与现实，因而就不能实现任何实际的战略指导与任何实际的抗战政策了。”

《论持久战》阐明战略防御阶段中国应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战略相持阶段中国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所采取的主要战争形式是运动战，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战略配合作用。《论持久战》分析敌我力量的优势劣势是循着三个阶段变化的：战略防御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战略相持阶段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战略反攻阶段我是优势，敌是劣势，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此时“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总之，“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第三，深入研究了怎样进行持久战的各种战法战术。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进行持久战的具体战法是什么呢？

首先，《论持久战》阐明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法 ,即：“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这种战法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和战斗上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二者是相反相成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的战略方针是通过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作战方针去实现的。“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

其次，《论持久战》阐明了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作战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主动性即行动自由权，是军队的命脉，既与战争力量的优势分不开，也与主观指导的正确分不开。“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灵活性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计划性就是事先的计划与准备。“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

再次，《论持久战》阐明了抗日战争的具体形式主要表现为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其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而敌以少兵临大国，只能占领一部分城市和交通要道，其占领区的广大乡村无法占领，这就给了游击战以广阔空间。“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由于中国技术条件差、武器落后，只能在少数特殊情况下才能打硬碰硬的阵地战。在整个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

第四，从战略和战役上研究了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进行持久战，有一个如何对待决战的问题。《论持久战》认为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于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避免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拼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避免不利条件下的决战，有一个对待土地与军力之间关系的问题。《论持久战》指出：“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这一战法就是后来毛泽东总结的“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即使在战略反攻阶段也要如此。《论持久战》强调：“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论持久战》既从横向上分析了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的相互制约的整体关系，又从纵向上分析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发展过程，引导国人看清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论持久战》研究了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法 ,研究了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的战法，研究了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的战争形式和从实现效果看的消耗战和歼灭战，研究了日军的短处及长处和如何对待决战问题，引导国人认清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最重要的军事指导书。

《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的科学指导（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