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年轻干部要坚持以党性立身做事。”坚持党性原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品格，增强党性修养是每个共产党员的终身课题。陈云高度重视年轻干部的党性修养问题，他倡导和身体力行的“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既是他一生崇高党性修养境界的生动写照，也是他对全党同志特别是年轻党员和干部的殷殷嘱托。

1942年9月，在抗日战争日益艰难的时刻，针对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带普遍性并且亟待解决的年轻干部党性薄弱的严重问题，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撰写了《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原题为《延安新干部党性薄弱现象及如何增强其党性问题》）一文。文章贯穿强烈问题意识，深刻剖析当时年轻干部群体党性观念薄弱的现象和原因，指出增强其党性观念的方法途径，对于我们今天深入做好增强年轻干部党性工作有重要启示借鉴意义。

一、直击问题：“这样多的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观念如此薄弱，实在是相当严重的现象”

延安时期，为适应全面抗战带来的大发展新形势，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决议》下发后，各地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发展迅速，大批知识青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来到延安，他们有的进入学校，有的进入机关，给延安带来了新鲜血液，壮大了革命的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党员人数的快速增加，党员的成分和思想状况自然也比过去复杂。陈云就此敏锐指出，“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的成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 。

1942年，为加强党在敌占区的工作力量，中组部计划调动一批年轻干部去敌占区工作，条件是这批干部在敌后有可利用的社会关系或者能找到立足过渡的关系。无疑，参加这项工作就要离开延安，并且有一定的危险性。选拔过程中，通过在各机关、学校寻找和与有关同志谈话，陈云发现，在条件比较合适的117名抗战时期入党的知识青年中，除少数人表示服从党的分配、接受工作外，其余大部分人均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或掩饰推诿，或当面拒绝。在国难当头同时也是延安整风时期，竟有这样多的年轻党员和干部党性觉悟如此薄弱，贪图安逸、畏惧困难，将个人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不服从组织安排，完全出乎陈云的意料，他深感问题之严重和解决问题之迫切。

二、揭示病灶：不能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党的利益

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这样多的年轻党员和干部不接受组织委派的工作？为了搞清这个问题，陈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对这所有117人的出身、经历、思想等情况作了详细摸底和深入分析。

陈云发现，那些不服从党的工作分配的人有四类：一类是“自称文化人的人”，这些人表面上以无秘密工作经验或社会关系与身体不好等为理由，实际上是自命不凡，以文学家、戏剧家、歌唱家自居，怕危险或离不开爱人；一类是“在社会上混过事，有些世故经验，抗战时走顺风入党的人”，这些人在和组织谈话时尽量减少自身社会关系的可利用程度，实际上是因家在延安，现在工作相当稳定，不愿做危险的事；一类是“年轻幼稚、苟安现状及对秘密工作恐惧，或在参加革命时即多少带有光耀门庭思想的人”，这类人相当多，他们除丢不开爱人、对秘密工作恐惧、怕危险外，还有不少是因为现在回去，没有一官半职，觉得对家庭乡里面子上不好看；一类是“一帆风顺的大学生”，他们原是少爷出身，参加革命时有赶热闹的成分，他们把自身社会关系描写得无法利用，实际上也是离不开爱人、怕危险。陈云分析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不接受工作，一个共同的基本原因就是“没有为革命随时准备牺牲生命的明确观念”，所以，“遇到党分配有生命危险的工作时，他们总要用尽一切办法来推诿，而且为了推诿得很漂亮，使党不易察觉，他们总有一大堆理由为自己辩护”。

不仅如此，陈云还发现，即使是那些表示愿意接受工作的人，“也还没有那种在延安牵挂多、身体弱、敌后关系不好，而能经过考虑，决心为了党的利益去牺牲个人一切的人”，因此“也还没有达到一个党员应有的党性水平”。然而，他们表示愿意冒着危险去，也“说明他们的个人利益多少被克服着”。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呢？陈云通过对比发现，“这不能不说同他们过去受过的下层的相当锻炼或延安某些学校较严的教育有很大关系”。

那么，什么才是“一个党员应有的党性水平”呢？在陈云看来，衡量一个党员党性水平最核心的标准，就是他要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关系。对此，他多次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那么，在革命工作中，在党的工作中，发生党员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情况怎么办呢？陈云明确说：“在这样的时候，每个党员必须依靠他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

三、分析原因：“延安新党员新干部党性薄弱的原因，既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

为什么延安的年轻党员和干部会有这样严重的党性薄弱的现象呢？陈云在深入调查研究、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从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

内在原因，即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小资产阶级意识较强，而无产阶级意识比较薄弱。

对外在原因，陈云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归纳为两点。一是这些年轻党员和干部“入党后就未得到适当的锻炼”。这些新干部新党员绝大多数是年轻的学生，他们生长在抗日的环境，又处在和平的边区，碰不到任何较大的困难，没有历经复杂环境的考验和锻炼。因此，他们的缺点很少有机会得到暴露和纠正，甚至还在无形中增长。而经过几年前方或基层工作锻炼的同样党龄的新党员新干部，明显与长期在延安的新党员新干部有所不同，这说明“只有在长期的艰苦环境中锻炼，才能逐步消除其小资产阶级意识，增强无产阶级意识”。

二是“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些缺点或多或少助长了他们的不良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学校教育中的教条主义倾向，使他们对书本上的条文津津乐道，无形中助长了其自高自大的态度和不务实际的作风。（二）组织教育中的某些不适当的做法，助长了他们投机虚伪的心理、自由散漫的习气和看重个人利益的偏向。比如，组织生活多流于形式主义，忽视真正的纪律教育；又如，分配工作或学习时，迁就得多；再如，党的建设教育未能着重强调个人服从党的问题，等等。（三）本位主义的影响。比如，某些机关、学校暗地拉人，甚至当中组部调动某系统的干部时，某干部本可接受调动，而原机关、学校却有意无意地示意其不接受调动；另外，还有一些机关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当发现某党员干部思想意识不太好时，不去耐心教育，而用调工作、送学校的办法推出门了事。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新党员新干部的个人主义思想及不良倾向。

原因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向也就明确了。正如陈云指出的：“因其有内在原因，所以党性薄弱现象难免。因其有外在原因，所以党性薄弱的现象完全可以防止或在短时间内得到克服。办法就是改变外在不好的因素，使它成为好的因素。”

四、对症下药：“要使一个党性观念不强的人较快地达到坚强的境界，可以用加强对其教育和锻炼的方法”

揭示了病灶，找到了原因，陈云对症下药，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解决年轻党员和干部党性薄弱问题的方法就是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锻炼，对此他有针对性地强调了三个方面。

第一，加强对年轻党员和干部的党性教育，目的就是通过严格教育端正认识、转移风气，使其充分认识到“每个党员必须具有随时准备为党牺牲的决心，这是党员是否合格的标准”。在这一条里，结合抗战斗争的严酷性，陈云还特别阐释了共产党员怎样算是对党忠诚、为党牺牲的含义，揭示了党员牺牲精神的实质和要求。他指出，每一个新党员新干部，“必须明确自己是革命的牺牲者，而不是革命胜利的享受者。要知道，牺牲的场合不仅在残酷的刑场上和战场上，而且还在极平凡的技术工作和事务工作上。在这些岗位上任劳任怨、千辛万苦、积劳成疾也是牺牲。牺牲的价值不取决于表面上代价的大小，而取决于党对它的需要”。

第二，让年轻党员干部深入基层加强实践锻炼，“将大批的延安新党员新干部派到地方上去，派到技术部门去，派到事务工作中去”。在这一条里，陈云专门强调了使用年轻干部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要加强对他们的意志磨练，“要使其多走逆风，少走顺风”。他还特别指出：“必要时，对某些新党员新干部要分配其不愿干的工作，以磨练其意志。但组织部门在分派工作时，必须审慎行事，不得草率，防止出现更坏的结果。”

第三，加强对年轻党员和干部的纪律教育，“强调无条件地服从党，强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区分不同情况，陈云强调：组织部门在分派工作时，严格纠正迁就作风，事先必须多加考虑，一经决定，绝不准讲价钱；在安排新党员新干部工作与学习时，必须拒绝任何人的任何非组织路线的建议，严格纠正本位主义的一切直接或间接的不合组织纪律的作风；在干部考察上，各级行政与党的负责人应对过去纪律教育情况详加检讨和总结，并把纪律教育作为日常考察的一个内容；对违犯纪律的人，要及时地给予适当的纪律教育与纪律制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怎样把党性这块“基石”立扎实、立稳，既是每个党员都要回答好的终身课题，也是摆在每个年轻党员和干部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重温陈云《增强新党员新干部的党性》这篇经典文献，从中学习借鉴增强年轻同志党性的方法途径，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继续回答好增强党性这个课题有着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