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冀中一日》封面。

1941年5月27日，冀中军民迎来一个期待已久的日子——《冀中一日》写作运动日。近10万人拿起笔，记录普通人的一天，汇集起来恰恰是当时冀中军民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烽火中的精神高地

冀中地处日寇在华北占领的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和平汉、平津、津浦、石德4条铁路包围的平原地区，在地理条件上直接扼制日寇在华北的心脏和大动脉。此外，冀中有党的长期地下工作的基础和博野、蠡县、高阳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这里的抗日力量迅速壮大，到处呈现出蓬勃的新气象。为打击这块根据地，日寇从1938年起，不断抽集重兵对冀中进行“扫荡”、分割、封锁、“蚕食”。

为抗击日寇，冀中除积极发展军事实力外，还高度重视包括文艺在内的思想文化建设，以鼓舞军民抗战热情。在党的领导下，冀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发展迅速。在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创立后的3年时间里，参与文化活动已经逐渐成为广大群众的一项重要生活方式，这为《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1年初，冀中文化界抗战建国联合会副主任王林受到高尔基发起组织《世界一日》和茅盾主编《中国一日》的启示，提议在冀中发动一次“一日”写作。这一建议立即得到冀中军区领导程子华、黄敬、吕正操的支持，决定以冀中文建会为骨干，联合各群众团体，开展《冀中一日》写作运动。

近10万人书写抗战故事

1941年4月20日，冀中区党委发布了《关于〈冀中一日〉的通知》，规定以5月27日为《冀中一日》记载的日子。这一天是“红五月”里的平常一天，并没有特殊含义，反而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日常生活。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工作十分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上都写着“冀中一日”4个字。站岗放哨的妇女儿童，在查完路人通行证后，都要问“冀中一日”是哪天，并提醒大家在那天参与写作。

走在抗日斗争最前列的冀中军民，对于自己的革命事业是热爱的，对于战胜日本侵略者是充满自信心的。他们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当成对自己的鼓舞、对敌人的示威。

5月27日当天，近10万军民拿起笔，记录自己的所为、所闻、所见。一些不识字的大爷、大娘请人代笔，也参与了写作运动。之后，稿件犹如雪花般飘向《冀中一日》编委会。冀中各地甚至出现用麻袋装、用马车拉的送稿景象。

《冀中一日》编委会先后收到5万多篇来稿，40多位编辑用了几个月时间筛选出初稿，再经王林、孙犁、李英儒等主编进行编选。同年10月上旬，由冀中军民集体编写的《冀中一日》出版，采用稿件233篇，共计30多万字，分为“罪与仇”“铁的子弟兵”“独立、自由、幸福”“战斗的人民”4辑，从对敌斗争、政权建设、文化教育与生产建设等方面，反映了敌后群众的抗日生活。时任冀中军区政委的程子华在《冀中一日》初版题词中写道：“《冀中一日》是冀中党政军民各方面组织的首次集体创作，是大众化文学运动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上进军的一面胜利的战旗。”

失而复得的《冀中一日》

《冀中一日》初印仅为200部，为的是更广泛征求意见后，再加工定稿与大量出版。之后，编委会根据各方面的反馈，进行了补选和校正。此时已是1942年春，修订版的《冀中一日》还没来得及印刷，就迎来了日军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

王林担心遇到危险会使花费心血编校的《冀中一日》的稿本和补选稿件也付之一炬，于是写下《冀中一日》的校正和补选过程以及对它今后处理的希望。然后，王林将它们坚壁在堡垒户家的夹壁墙里，即使自己牺牲了，发现稿本的人也能知道如何处理这部书。后来，在反“扫荡”的空隙，王林绕道回去查看，发现坚壁稿本的堡垒户受到敌伪的洗劫，藏在夹壁墙里的稿本不知所踪。

当时，为了轻装上阵，冀中军民不得不把《冀中一日》及其他财物坚壁起来。有的用油纸包好，装入瓷罐，埋进土中；有的裹上衣物，置于箱内，藏进草堆；还有的破墙为洞，安放其中，而后封补如固。只有个别来不及妥善保藏的，才顺手塞进炕洞。然而，大部分的《冀中一日》初印本，在日寇烧杀抢掠中依然难逃劫运。

《冀中一日》对于冀中军民，就像失散的战友，无时无刻不想着将其寻回。抗战胜利后，河北省文联曾发出寻找《冀中一日》初印本的号召，但内战又起，寻找工作暂时搁置。新中国成立以后，寻找书稿的工作又重新发起。1951年，河北省文联找到了第一辑。1958年，王林找到了第二辑。195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将这两辑合在一起，作为《冀中一日》出版。曾参与《冀中一日》印制工作的周岐，机缘巧合之下在书店看到这部不完整的《冀中一日》后，把自己珍藏的完整版《冀中一日》邮寄给百花文艺出版社。1963年2月，《冀中一日》（下集）出版。至此，这部饱经战火和岁月磨砺、命运多舛的特殊纪实文学才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