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1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与部分红军指挥员在建宁前线合影

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1919年3月成立，1943年解散。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早期发展阶段，在中国革命的很多关键时刻，共产国际的战略指导和无私援助，都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也有过失误和偏差，特别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问题上。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不可分，中国革命的进程与共产国际的指导可谓休戚相关。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解密档案可知，长征的出发同共产国际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帮助蒋介石军队改进战法，对红军实行“铁桶”般的堡垒战术，同时给国民党军提供了大批德式装备，敌我力量悬殊，共产国际本意是希望帮助中国革命，不曾料想在他们的指导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的失败，之后被迫战略转移。对未能打破国民党军越来越严密的“围剿”，共产国际其实有所预判，也曾积极主动地为中央红军想了办法，比如：派出北上抗日先遣队调动敌军；批准红军长征；甚至为红军的战略转移设计最初的去向。然而，这一切都远远超出共产国际最初的设计。

军事顾问李德和他的“两个婆婆”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参加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在战斗中被沙俄的军队俘虏。1919年4月，在慕尼黑参加过德共的街垒战。1920年他因参加革命被捕入狱。俄国十月革命后，逃出监狱参加了苏联红军，不久晋升为骑兵师参谋长，后来，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据他自己后来自我介绍说：“1932年春，我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接着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往中国。粗略地说，我的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双重斗争中，担任军事顾问。”

李德担任军事顾问，并非他本人所说的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一个过程。1932年秋，身着西装、带着一本奥地利护照的李德，乘坐横跨西伯利亚的列车，从满洲里进入中国后抵达上海。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稍有不慎，就有被捕的危险。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幸亏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诺伦斯·鲁格，即著名的“牛兰”。牛兰夫妇被捕后，共产国际花重金进行了营救。李德即为专门从苏联将营救经费送往上海的信使。他将经费送给了左尔格之后，留在共产国际远东局担任了军事顾问。通过远东局书记埃韦特，李德认识了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并进行了一系列谈话。主要谈论紧急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他们二人在苏联学习过，俄语都说得很好，因此不需要翻译，就能和李德顺畅地交谈。让李德没想到的是，因为这些谈话，改变了他未来的人生。

12月3日，埃韦特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茨的第2号报告中提到，准备派遣李德去苏区。31日，皮亚特尼茨在莫斯科给格伯特发去电报，表示同意。电报写道：

致库尔特。瓦格纳应去苏区。行前发给他每月200元的薪金和去苏区的费用。在那儿他应从当地朋友们那里领取薪金。请在你们的报告中告诉我发给他的确切数目。

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在上海的远东局的正式指示。1933年9月底，李德被派到中央苏区临行前，弗雷德要求李德到中央苏区后严格执行他的一切指示，埃韦特劝阻说：“一切决议最后还是应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李德到达瑞金后，受到了博古等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正是从这时起，为了保密起见，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以后一律以“李德”中文名字称呼他，有时也称“华夫”。

李德到来后，博古将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了他。李德无疑算得上苏联红军正规战的专家，尤其对建设一支骑兵有独到的见解。他也许是一个出色的战术家，但其军事素养并未达到指挥整个中国红军的水平。由于博古不懂军事，而原来懂军事的毛泽东、刘伯承、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又遭到排挤和降职，李德的决策指挥权一时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与纠正。

其实，对李德的约束倒也并非没有，主要是在李德之上还有两个“婆婆”，他们就是埃韦特和弗雷德。1932年3月，应中共临时中央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将东方书记处副主任埃韦特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弗雷德，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代表，1933年上半年抵上海。据李德回忆：“大约在1933年春天，总军事顾问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以后在西班牙战争中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虽然弗雷德作为总顾问是我的上级，但出于秘密工作的原因，仍由我与中央委员会上海办事处继续保持联系。”

弗雷德到远东局任职后，和远东局书记埃韦特常发生矛盾。埃韦特认为，弗雷德总是越权，在政治方面指手画脚，在他身边碍手碍脚，不给他看军事电报汇报，而且“开始尝试对（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总体上谴责性的批评”。因此埃韦特决定将弗雷德派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建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另派军事代表参加远东局。弗雷德则指责埃韦特“对地下工作的起码要求漫不经心”，对待不同意见者“采用各种手段”“很像小政客伎俩”。弗雷德提出到川陕根据地工作，但未得到埃韦特同意。埃韦特和弗雷德之间的矛盾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很头疼，多次回电要他们在中国党面前不要暴露分歧。两人的矛盾最终以分别被召回莫斯科而告终。李德后来回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抱怨：“埃韦特同志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代表。他根本不干预军事工作，而弗雷德在1933年至1934年间是我的直接上司，从未帮助过我，而是阻碍我制定正确的方针。”

弗雷德到上海就任后，在1933年6月中旬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采取“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主张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分为两部分作战。博古按照他的指示，将红一方面军的“铁拳头”一、三军团分开，红三军团为东方军，入闽西北作战；红一、五军团为中央军，在北面原地作战。结果是东方军疲惫不堪，中央军无仗可打，白白浪费了扩大根据地、准备反“围剿”的好时机。李德在指挥中国红军作战时犯的不少错误，其实来自他的上司弗雷德。弗雷德远在上海遥控指挥，对红军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却满脑子的主观臆断和空想，使收到指示的李德深感不满。李德抱怨说：弗雷德给我的指示和建议最多，他深信苏联会给予武器援助，并且抱有进行一场大规模正规战争的幻想。他还命令李德，尽快让人建立一个飞机场。李德尽管并不同意这些指示，但仍执行了。在他的催促下，红军在瑞金建造了一个备用机场。这个飞机场从未对红军发挥过任何作用，后来却为国民党的飞机效劳了。

其实，对弗雷德身居上海遥控中央苏区红军的缺陷，共产国际也有所认识，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弗雷德的电报特别要求他去苏区，近距离指导中央红军，同时明确要求他不能替代中革军委作决策。“如果不能去那里，那就请您继续像以前一样给（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提建议，但不要要求他们必须执行这些建议。”埃韦特在1934年2月16日写给弗雷德的信中，针对他越俎代庖的毛病，说：“军事代表的任务应该是根据对现实情况的分析性本能提出最好的建议。部分或全部地采纳关于军事问题的这种建议只能是（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事情。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办法靠命令、纪律或指责来‘强迫’人接受来自上海的军事计划或指示。”埃韦特认识到这点，实属不易，可惜为时已晚，第五次反“围剿”灾难性的后果已经酿成。3月，弗雷德被召回莫斯科。

共产国际试图帮助中央红军打破第五次“围剿”

鲜为人知的是，眼看中央红军陷入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共产国际也希望能指导红军突出重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4月29日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详述了他们的八项建议：

1．在敌后纵深和交通线上派出游击小组活动，其任务是：勇敢地袭击敌人出动的部队，特别是它的后方，摧毁敌人在修筑的堡垒和道路，为敌人的物资运输设置障碍。

2．为缓和中央苏区的处境，国统区党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游击运动，首先是在以下地区：湖南的郴州；沿平汉铁路线；浙江西南部；（第十军也要作出努力），福建东北的福鼎和寿宁地区，以及厦门方向；广东的东江地区。

3．由六军团和在赣江东岸重新组建的部队以及地方游击力量共同努力，突破敌人在吉安和赣州之间地段的封锁。

4．让贺龙部在1934年夏季在东南方向发动攻势；要在长江南岸湖泊地区的力量向南面湖南省推进。第三独立师和江西西北角游击队的任务，定期袭击九江至南昌的铁路线。

5．有计划地采用各种办法开展瓦解敌人部队的工作。广泛开展在敌人薄弱地方的破坏活动（如机场、军用列车、运送军队和弹药的船只、交通线等）。

6．在国民党地区要宣传保卫和积极支援中国苏区的口号，广泛宣传苏区的成就、那里实行的经济和政治措施，同时要把它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联系起来。在华北，要利用工人运动的发展来开展反帝斗争。

7．扩大四川苏区。还必须着手扩大陕西苏区，为此，我们认为，需要为组织孙殿英军队起义做准备工作，之后利用起义部队来争取扩大陕西中部（红二十六军活动地区）的苏区。

8．最后，支援中央苏区红军反击六次“围剿”第二阶段的斗争的所有措施都应该是“突击”实施的。

共产国际的上述建议，总的看，并非全无道理，但寄希望于工人运动和兵运工作，需要长期的准备，显然是缓不济急的。而兵运工作，甚至想到联合臭名昭著的孙殿英，很难想象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该电报提出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前线兵力的工事防御同我们机动拳头对敌人翼侧的积极打击和游击力量深入敌后的行动结合起来”，这相对于“御敌国门之外”“分兵把守”的打法，是个进步。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后期，中央红军取得的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以及温坊战斗的胜利，基本是这个打法。电报提出的利用红六军团、红十军行动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红六军团西征，以及红七军团北上先遣等行动。

电报中还提出，要把发动国统区群众支援中央苏区，“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联系起来”，这与稍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正是意蕴相通——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红军一直主张抗日。

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开会，鉴于广昌失守后，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驻华代表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电报，表示“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但同时提出，要设法改变不利处境，指出：“在夏季，红军若竭尽全力，是能够采取主动把业已形成的不利形势改变为有利的。”

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答复“建议发动福建战役将其作为预防和吸引开敌人，进而便于保存苏区或从那里撤离（如果不可避免这样做的话）的措施”。此前的6月4日，赖安向乔治·哈迪的信中已预测了中央红军即将在秋季进行的战略转移，“根据江西、福建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同时要顽强地保卫现有的中央苏区根据地”。

共产国际对红军的战略转移并不意外，早在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广昌战役之前，作为军事代表的弗雷德就出于对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悲观，制定了湖南计划，即：中央苏区红军基本力量向湖南西部和西北部地区突破，以打击从北面进攻中央苏区的国民党部队的侧翼和后方的行动计划。当时这个计划遭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反对，并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拒绝。

1934年8月返回莫斯科的埃韦特，于15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作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介绍了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的原因：“鉴于形势的严峻，（中共）中央在中央苏区进行了总动员。同时通过并开始实施保卫所剩下的苏区和在苏区外开展游击战的详细计划。”“现在敌人的前哨距离我们的首府瑞金只有60公里。事态的进一步不利发展会迫使我们在竭尽一切防御能力之后，在敌人的湖南一线寻找突破口。”

博古在1934年9月17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报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时间和目的地。电报写道：

（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波戈列洛夫。9月17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9月30日回电表示同意：“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对南京的决定性行动只能在前面的湖南机动作战结束后采取，这意味着，首先歼灭何键的军队，这样的我们的力量才能进一步壮大的巩固。”并且提出建立东方军、南方军，以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主力红军向湖南转移的建议。

这时，埃韦特已离开中国，远东局成员只剩下赖安和赤色工会驻华代表贝克，赖安实际上起着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作用。赖安1934年9月3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对形势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得出与中共中央书记处5月下旬请示、共产国际执委会6月16日指示和埃韦特8月15日报告截然不同的结论。他以为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后，还有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可能。赖安在信中说：“与大约在1934年6月初敌人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基本上停止和暂时受到限制的局势相比，现在的局势对中央苏区和红军是更为有利的。顺利保卫中央苏区和坚决粉碎第七次进攻，以及夺回在第六次‘围剿’中失去的部分苏维埃土地，扩大苏区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赖安的想法显然过于盲目乐观。按照他的想法，红军没有必要离开中央苏区，只需原地坚守就可打除敌军的“围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没有接受赖安的观点。因为，严峻的现实是，国民党军在德国军事顾问的“铁壁合围”战术指导下，正步步逼近红都瑞金，中央苏区已越来越小，岌岌可危。而中革军委已准备了半年之久、中央红军近10万大军的长征，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出发了。

共产国际对红军长征的初步设计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将走向哪里？共产国际的代表埃韦特帮助红军作了设计。他在1934年6月2日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指出，中央苏区突围的方向可到湖南，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进而创建新的苏区。“如果我们成功地进行了突破，那长江还会长时间成为我们同四军团建立有联系的很大障碍，而同正在转移的贺龙二军团取得联系，进而建立新的苏区，将是完全能够实现了。”埃韦特后来回到莫斯科，8月中旬向共产国际报告时，解释道：“只有在这个方向突破，才有胜利的机会，才会有助于建立新的苏区。”

埃韦特认为，中央苏区要借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战川陕苏区的经验教训。红四方面军1932年在预先未作计划的情况下向四川采取远征行动表明，除了游击兵团，我们主力的一部分应该留在老的地区，以防止敌人在没有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全面而神速地占领这些地区。这一部分军队不应人数很多，否则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共）中央电报中规定的方向顺利地进行突破。在这个方向上，我们的基本力量只有在实行保卫的各种可能性都用尽之后，并且在保存着我们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才应使用，“但游击小组和江西、福建地区的兵团，将进行类似于我们留在以前的鄂豫皖苏区的力量所进行的斗争”。埃韦特预计到了，中央苏区未来的战略转移势必要突破国民党军的多道封锁线。

除了长征的方向外，共产国际对长征的序幕也发挥了影响作用。1934年4月29日，共产国际给埃韦特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的利用红六军团、红十军行动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后来逐渐发展演变为红六军团西征，以及红七军团北上先遣等行动。1934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批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同时，建议红七军团向东行动，牵制国民党兵力，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创造条件。中革军委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建议，将红七军团主力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7月7日，抗日先遣队在曾洪易、寻淮洲、乐少华率领下，从瑞金出发，立即向闽浙赣皖边挺进，踏上了北上抗日的先遣征程。红七军团北上先遣行动、红六军团西征，拉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